不可复止。八王之乱末期，在纷纭局势中逐渐形成以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石勒等为一方，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等和“乞活”为另一方的尖锐对立，然后又形成由司马越势力派生出来的江左司马睿政权，并出现江左政权坚决不与党附司马颖的刘、石通使的国策。推究渊源，不能不说太原王氏王浑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那末，对于太原王氏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jiāo的王济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王济兄弟子侄不闻仕于江左，王氏嫡宗的这一支门望遂衰?。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不是出于王济后嗣，而是出于其家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脉，即王湛一支。陶潜《群辅录》谓太原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三国志魏志王昶传》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并作书诫之，yù其“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云云。所以故老传闻以王昶为王氏盛德之始，是有据的。又同传注引《晋书》亦曰：“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但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这也就是故老传闻的所谓“五世盛德”。

    《群辅录》及《魏志王昶传》注述及太原王氏门户承籍，只列江左诸人物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显系东晋史乘以王浑、王济行事为讳。从实际说来，太原王氏家族如无王浑的功业位望，只凭“盛德”、“德誉”，是断难维持其家族地位于不坠的。不过，玄学名士，乐道“得鱼忘筌”，“忘筌”之旨，在于“得鱼”。只要王氏家族地位得以维持，祖辈行事如何，自然可以略而不言，太原王氏遂不必标榜先人功业，而只说“盛德”传家了。

    王湛后嗣得显于江左，除了上述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以及有“盛德”之誉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是王承与司马越有密切关系。王湛、王承父子都是受到时人称道的玄学名士。王承弱冠，王衍曾比之于乐广。《王承传》曰：承“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案其时司空为东海王越），预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所谓“天下将乱”，盖指邺（成都王颖所在）、洛（东海王越所在）之间酝酿大战之事。“避难南下”者，盖指东海王越于dàngyīn败后逃奔下邱之时，其时王承亦南出洛阳，旋入司马越府。由此可知，王承追随司马越，是在司马越处于危难之际。所以王承本传又谓司马越对王承“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以承为师。几年以后，司马越又以王承为东海内史，出掌司马越封国政事。

    王承与司马越的关系既然如此之密切，王承过江后司马睿甚见礼待，就是必然之事了。本传谓“渡江名臣王导、卫、周、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王承获得这样高的评论，除了人物风流的原因以外，当更由于他与江左政权的历史渊源。王承在江左，仕履未达而早死。《晋书》史臣赞王承“虽崇勋愈绩有缺于旅常，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常，诸侯用之以纪功受勋的旗帜。“有阙于旅常”，盖言王承无功勋足纪。王承有德而无事功，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砖码。这种家族背景，使太原王氏的这一支脉得以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可以待时而显。王承子王述，虽然与其祖王湛一样少有隐德，人谓之痴，但终于在桓温见逼之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王述刺扬州，又为其子坦之贵达，以及为坦子诸子cāo持政柄创造了条件。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者是凭藉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如琅邪王导、颖川庾亮、陈郡谢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