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王承；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没有一个士族，只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只须凭藉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标榜“盛德”、“德誉”，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至于所谓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过是太原王氏高自标置之词，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五世盛德”的证明，至少《世说新语德行》中一件也见不到。

    以“五世盛德”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不但煽扬于江左，而且影响到了北方。王湛六世孙、王坦之曾孙王慧龙，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又奔北魏。王慧龙北奔，身无信物，来历难明，所以《魏书》、《北史》述其事，都谓其“自言如此也”。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既婚，崔浩见王慧龙，一则曰：“信王家儿也”，再则曰：“真贵种矣。”原来，“王氏世鼻，江东谓之‘王’。”“王”之称，北方悉闻，崔浩见“王慧龙鼻大”，遂以定其家世为太原王氏无疑。据此可知，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鼻”，与“鼻大”是一回事?，而太原王氏“鼻大”，却是起源于王湛。《王湛传》：湛“龙颖大鼻”，这当是“王”得号之始，而王浑，王济等传，都不见类此的记载。

    “王”贵种之说，“五世盛德”之说，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力图疏远与匈奴刘氏为伍，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王济嫡宗。

    江左的太原王氏，还有一些是“王”的旁支。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晋书》有传，是王湛从侄。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论。

    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蒙，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蒙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太原王氏的这一支，与“王”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一支王坦之之后，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出于此支。王峤兄弟一支王蒙之后，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当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相安无事时，呈现出皇权得相权辅翼而振兴的气象，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亦得相安；当主相之间发生重大矛盾时，严重的政治纠纷也会出现在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之争，是兄弟之争，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

    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此点下文还将讨论。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xìng、反覆xìng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jiāo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xìng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