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搜刮，权势、地位、财富一应具有，何以还要铤而走险、悍然起兵反清？该怎样认识康熙撤藩？反清失败的原因又有哪些？本文试着浅析一番。就这场叛乱而言，吴三桂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分析三藩叛乱，侧重于讲述吴氏。

    一、叛乱起因

    康熙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清除了鳌拜集团后，开始乾纲独断，自主治理国家。这一时期，国内除台岛郑氏集团外，大的反清力量已剿灭殆尽，云贵的动dàng局势也已平静下来。这样，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三藩的存在，就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

    康熙自少时，就“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2]，及亲政后，更“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3]，因为他担心“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4]。虽早有撤藩之意，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在尚可喜首先主动提出撤藩、要求归老辽东后，吴、耿两藩迫于形势，也主动上疏撤藩。康熙认为撤藩的机会来了，召集大臣讨论此事，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福康安曾祖父）、刑部尚书莫洛主撤，明珠赞同，多数廷臣都不支持。康熙没有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说：“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5]。《清史稿》记录的康熙这句话明显源于昭的记载“（康熙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6]。昭是清廷宗室，努尔哈赤第二子礼亲王代善的后人，曾袭爵礼亲王。康熙不加区分地把吴、尚（自然也包括耿藩）都看成敌人，都要施以“先发制人”，未免失于鲁莽，扩大了打击面。说尚可喜也“蓄彼凶谋”，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尚可喜的所为，无疑给康熙一个响亮的耳光。尚至死未叛。“撤亦反，不撤亦反”的“必反论”，更是康熙自欺欺人、为自己的撤藩主张制造根据的谎言。叛乱平定后，康熙说了实话：“不图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7]？这就是说，叛乱的bào发出乎其意料。从撤藩令下达后清廷的实际作为也可看出康熙“必反论”的荒谬处，说他是事后诸葛倒很恰当。

    （一），撤藩令下达后，清廷即开始煞费苦心地为三藩的搬迁做精心准备。（1673年）八月十五日，康熙迅即选派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为钦差，专程前往云南催促三桂迁往辽东。折尔肯动身前，康熙又紧急指令户部侍郎达都前往陪都盛京，会同盛京户部侍郎，奉天府尹察看划拨给三桂的土地、住宅是否合适。十一月四日（折尔肯于九月七日到达昆明），三桂为麻痹清廷，上了一份要求增加土地的奏疏，康熙立即批示满足其要求：“王所属官兵家口，迁移远来，自应安chā得所，俾有宁居以副朕怀，此所请增赏地方，著速议具奏”[8]。

    几乎与此同时，康熙又“遣萨穆哈偕郎中党务礼...如贵州，具舟及刍粟，谕以毋骚扰，毋迟”[9]，为三桂备搬迁所需办夫役粮草、船只等物。正是他们在得知三桂谋反的讯息后，“十一昼夜至京师，诣兵部，下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苏，上三桂反状”[10]，清廷始知云贵的情况。

    （二），吴三桂反清初期，清军在军事上毫无准备。从康照十二年（1673）底，吴军首陷沅王/辅/臣州，至次年三月，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三桂挥军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而清兵未集，“处处无备”，“五千里无只骑拦截”，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清朝兵部惊呼：“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多附贼”[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