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联提出申诉。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委员长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同日（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紧急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回到南京已是9月21了，蒋委员长即刻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

    在19日中央常务会议上，面对各方提出的意见，一致认为，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c张继c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一直认为英美不会袖手旁观，和剿共大业为先的蒋委员长，赞成了会议的决定，并发往全国各地。

    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早日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9月22日，蒋委员长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以《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中国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9月20日《申报》3。4版刊登了《日军大举侵略东省》新闻

    消息传出，全国大哗，都不敢相信。报纸电文等纷纷指责东北军和国民政府的无能，全民再一次掀起了抗日热潮。

    日本对国联及中国内等情形而不顾，加紧全面占领东北的脚步。马占山在接到被临时任命的黑龙江省保安司令后，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民国20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