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为副组长。小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

    应该说，吴冷西请示彭真是正常的。但是，面对一篇极不正常的文章，却用极正常的程序解决，对于处在政治漩涡的人来说，本身就已经不正常了。而且，吴冷西在接替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后，凡事都是请示定夺。然而，到了1965年，又恰恰在这件事上，他没有请示，而是请示了彭真。

    正为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而恼火的彭真，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十分肯定的要求：“不予转载。”

    于是，吴冷西回复《人民日报》说：“不转载。”理由有三条：

    一c姚文元的文章是上海市委搞的，不是中央的意思；

    二c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c“单干风”，把学术问题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

    三c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年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这两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胡乔木是的秘书，要慎重。

    《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探听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

    按照张春桥的指示，《文汇报》驻北京记者也奔忙于各机关之间，多次到《人民日报》社征集对姚文元文章的意见。《人民日报》社里对这篇文章也是几种意见，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中央刊物《红旗》杂志的工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负责的。由于一直在身边工作，他比较清楚的思路。姚文元的文章，在政治上，他已经感到很有背景，只是事前他这位“大秀才”对此事竟一点也不知道，让他感到有些失落和气愤。现在，他急于要弄清文章出台的来龙去脉，特别是的态度。他手下的几位笔杆子都是支持姚文元的。

    编委关峰对姚文元的文章十分赞同，他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后连声说：“好！”还表示：“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

    戚本禹说：“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c大分化c大改组的形势。”他还讲：“若有人攻击姚文元，我们就出来反攻。”

    由于北京的《人民日报》c《北京日报》保持沉默，由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也没有对姚文元的文章做出直接反应。但是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安排发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左派”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对姚文元文章的一种呼应。

    与北京相反，继11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后，11月24日，浙江的《浙江日报》c山东的《大众日报》c江苏的《新华日报》c福建的《福建日报》，而后是25日的《安徽日报》，26日的《江西日报》，这些受华东局领导的几个省市的报刊，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而北京，按照彭真的指示，依然没有任何反映。

    其他地区也没有反应。

    很多人在揣摩上边的“意思”。例如：天津。

    各报纸的请示报告堆积到天津市市长胡昭衡面前：“姚文元的文章，天津要不要转载？”

    胡昭衡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人民日报》，等待《人民日报》的反应。

    《人民日报》没有反应，却迎来了一位相交已久的老乡加战友c《光明日报》总编穆欣。

    穆欣给胡昭衡带来了陈伯达的忠告：“伯达同志让我转告你，不要转载。”

    穆欣私下同胡昭衡咬耳朵，“姚的文章是在上海搞的，背景还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领导都不清楚，北京各报决定不转，你们也不要转，还不摸来头”

    胡昭衡很快通知天津各报：“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