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开始，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事中，传统封邑制骑兵即西帕希的战斗力明显下降，装备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即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取代传统骑兵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封邑制出现衰落的趋势，封邑领有者的人数逐年减少。据相关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的封邑领有者，1475年为6.3万人，1610年下降为4.5万人，1630年已不足1万人。

    “为了迅速而便利地取得现金的回转，苏丹没有直接去管理这类土地的赋税，而是采取按照不同的租约和转让方式，把赋税放给别人的办法”。[4]于是，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和聚敛财富进而保证军饷支出的有效手段。包税者大都出自商人阶层，构成连接中央政府与乡村民众的重要纽带。最初，包税者仅仅充当非官方的征税人，征税期限通常为3年，征税标准由中央政府规定。久而久之，包税权逐渐世代相袭，包税者权力范围扩大，控制乡村民众，形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而构成否定国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战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潜在隐患。

    封邑制的衰落明显削弱苏丹政府对于行省和桑贾克的直接控制，助长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包税制的推行切断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农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护，逐渐依附于包税人；与此同时，包税人不断扩大其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进而演变为大地产主和乡村的统治者。“在理论上，他们只是作为租约人和租税包收人而占有地产的，但是，日益变得软弱的政府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增多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且增强了这种占有的可靠xìng。在17、18世纪，他们甚至开始篡夺政府的一些职权”。[5]

    三、商路转移与价格革命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新航路开辟的观点具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开辟对于奥斯曼帝国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扼守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以及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无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伊斯坦布尔、布尔萨、杜布罗夫斯克、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构成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尤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财源。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长期采用商旅驼队的贩运方式。欧洲基督教诸国控制海路贸易，主要采用商船贩运货物。

    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大西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自大西洋经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兴海上贸易，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陆路贸易。17世纪的一位奥斯曼学者曾经这样写道：“现在欧洲人已经学会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凡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便运来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的地方，并以五倍的高价出售，从而大发其财。伊斯兰各地因此越来越感到金银的缺乏。奥斯曼帝国必须设法取得也门沿海各地，以及通过那些地方的贸易，否则，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人便将控制伊斯兰各地。”[6]然而，基督教欧洲商人经营的海上贸易此时并未完全取代途经奥斯曼帝国的陆路贸易。“1630年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和胡椒肯定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