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城市人口有600万，而这种估算“无疑低估了大城市人口”。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是把首席地位让给了邻近的日本。但是，到1900年，中国城市人口下降到大约总人口的4％，也就是说远低于13世纪的水平。

    总之，很显然，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相反，“洲际贸易（也包括大量的地区和地方贸易）中的所有企业家都是按照理xìng运作，尽量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不仅东印度公司和利物浦奴隶贸易商人，而且印度尼西亚或马拉巴尔胡椒种植者、印度商人或非洲的奴隶出口商都是如此”（Steensgaard1990c：16）。因此，后来的欧洲中心论对亚洲人和非洲人的贬低（或波拉尼式的抬高）是没有史实依据的。他们肯定没有受到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体利一官僚社会”（魏特夫）、缺乏“理xìng’城甚至非理xìng（韦伯，桑巴特）等等的压制。所谓的“再分配社会”（波拉尼）或其他的所谓“传统社会”（勒纳、罗斯托以及各种现代化理论家）的说法也是无的放矢。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近视病也传染了那些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人。例如，沃勒斯坦主编的（评论》发表了托尼·波特（TonyPorter1995）的一篇隐含着新意的文章。波特沿着安格斯·卡梅lún（AngusCcomron）的思路，确定和分析了从公元1000年至今这整个时期里的长波“逻辑曲线”周期，描述了这些周期中的“全球”金融和霸权，也包括“世界生产”。可惜的是，他使用的“世界生产”的数据取自乔舒亚·戈德斯坦的著作（1988），而后者所谓的“世界”仅限于欧洲。这无关紧要，因为波特所谓的金融制度和“霸权”也无关紧要。事实上，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中也有重要的金融制度和创新，也有经济周期，但是没有霸权。而波特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事实。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和第2章指出的，他所分析的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制度是与亚洲的金融制度紧密相连的，是依附于亚洲的金融制度的。波特在提出他的“全球金融创新模式”中几乎无视亚洲，从而也败坏了他对欧洲的“实际”历史以及欧洲所谓独立的“世界经济”的分析。遗憾的是，齐奥瓦尼·阿里基问994）的著作《延长的20世纪》也是如此。这部著作本来可以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荣获大奖，但也不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完全专注于欧洲的金融创新（见本书第6章的评论）。

    这一切对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留待总结xìng的第7章来探讨——我们先要考察更多的否定这一命题的证据，因为这一命题本身与它的传播一样是十分可疑的。

    总的来说，这一章考察了全球各地的人口、生产、收入、生产力、贸易、技术以及经济和金融制度，对主要地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经济的市场结构和发展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产物。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许多地区的发展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再者，历史地看，我们的考察表明，与欧洲制造出来的流行“见识”相反，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xìng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的“见识”不过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相反，哪怕是稍微作些充分的研究，就必然会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和同时的发展所派生的结果。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