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但是，他们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克服自身的西方欧洲中心论偏见。我主要指的是范·勒尔（199）、斯廷斯加尔德（197，1990C）、布罗代尔（197，1992），伊嫩可（197），尤其是柏林（1990，1993，1994），因为柏林彻底抛弃了欧洲中心论。

    下面的论证将凭借他们的研究成果。我的宗旨和能力都不允许我对制度全貌作一番详细的、甚至不太完整的概述。但是，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制度解说和相关理论也大量地借助各种论证，不过其中有许多是错误的论证。我在选择时当然是有立场的，例如，我将论证，如果生产和商业的结构和进程确实如本书其他地方所证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应该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是或应该是何种制度组织。

    根据这一任务，我们就要提出下列问题并寻求它们的答案。例如，在那里有什么样的经济、生产、商业、贸易和金融等等方面的活动？本书的宗旨就是勾画和』总结这种活动。什么样的金融一商业等经济制度和政治、社会制度促成了不同地区的这种活动？对此我们将援引某些资料，主要援引权威成果。这些制度有什么历史渊源，尤其是，它们是否是本地区“内生的”或至少是早已存在的？在回答时，我们将尽可能详细地勾稽资料。如何对不同地区的制度加以比较？对此我们将凭借现有的研究，同时作出尽量合理的论证。

    （2）全球的制度联系

    除了这种“比较”的角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联系”角度。这些制度的发展是否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反映各个地区不同的或相似的文化、历史和环境？或者，这些制度是否对共同的问题和挑战作出共同的反应？或者，是不是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制度发展趋势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相互依存的经济结构和进程的组成部分？如果确是这样，那么这种相互依存是不是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具体地说，是不是从欧洲扩散到其他地区？或者，这种环球的相互依存的制度发展是不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进程的组成部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它已超出了波梅兰茨（199）的结论：欧洲和西方的经济制度本身是在满足贸易需求的过程中发展的。但是，正如普拉卡什（1995：12）指出的，亚洲也是如此：“毋庸赘言，在莫卧尔帝国时期的印度经济中，货币供给的增加与金融方式的发展二者之间有一种重要的有机联系。”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印度的货币供给（更逞论需求）本身当然也是全球经济运作的一个侧面。

    对各种制度是如何基于世界背景而发生适应xìng转变，或许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来确立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提出恰当的问题比获得半个正确答案还重要”。或者用琅林的话说：“我们应该考虑……追问，在‘世界’历史的同一时刻，是否可能存在着类似的、甚至同样的力量对各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施加影响，因而是否可能存在着更大的结构xìng力量”（Perlin1990：50）。柏林接着写道：

    我们不仅需要加以比较，还需要进而试着对更宏观的结构做出一些结论。例如，或许可以说，（印度的）社会进步和原始资本主义关系这一背景……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类似发展……构成了欧洲逐渐卷入次大陆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也构成了欧洲在其中逐渐建立霸权的国际jiāo换一依附体系的一部分前提条地。…总之，欧洲和亚洲的商品制造业乃是更广阔的国际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不同地区的商业资本的兴起，欧洲、亚洲和北美面向市场的制造业的兴起，日益扩大的农民生产被整合进国际商品流通网络，这一切都需要从一个涵盖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的相关框架来考虑。

    当然，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而且也是我和吉尔斯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