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最初生丝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新的白银供给使得欧洲人也能从土耳其购买生丝了。欧洲的这种需求很可能在欧洲的“17世纪危机”时期衰退了。另一方面，齐扎卡在解释“丝织品价格涨幅较小”的原因时认为：“价格上涨被丝织品供应的大幅增加阻滞了……（尤其是）由于境内的各种发展，例如传统的城乡工业的扩张，丝织品的境内供应也可能增加了”。

    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经济扩张、波斯萨菲帝国的经济扩张、当然还有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移民作出类似的解释。斯廷斯加尔德（1990c：18ff）的发现也值得重视。他认为，16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主要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法国和西班牙，面对超常的财政困境，几乎不约而同地进行了财政改革。他认为，导致这种“巧合”的唯一共同的因素是，货币供给量突然增加了，尽管（与此相关的？）人口和生产增长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另外，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会看到，这种经济扩张在整个17世纪持续进行，并延续到18世纪。

    另外一个发现对于质疑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解释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则十分重要。那就是，各种迹象显示，欧洲人输入到亚洲的美洲货币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和支持了那些地方的人口增长，其作用大于美洲货币在欧洲的作用。这个结论至少可以用两个发现加以证实。第一个发现是，新增的货币驱使欧洲的物价上涨高于亚洲，而在亚洲，虽然新增的货币引起购买力的增长，但生产也能与之同步增长。人们对于这一发现所能提出的唯一反驳是，流入欧洲的人均货币多于亚洲。但是，本书第4章对人口、生产、贸易和技术所作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抵消这种意见。

    第二个发现也能有助于抵消这种反驳意见，进而证实当时的亚洲继续优于欧洲这一命题：我们将在第6章里看到，亚洲人口的增长比欧洲要快得多，亚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了6％，而欧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不变（大约为20％）。1750年，虽然亚洲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66O，但生产总值却是世界生产总值的80％（见第4章和第6章）。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具有比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与本章的论点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亚洲各地的经济比欧洲经济更灵活，生产能力更强，因此新增的货币能够刺激亚洲的生产比欧洲的生产有更大的发展。下一章将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这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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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全球经济：比较与联系

    虽然人们很难“准确地估量”近代早期亚洲的经济总产值……但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都证明，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例如，日本在16世纪后半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白银和铜的出口国，它拥有55，000名矿工，白银产量超过秘鲁，铜产量超过瑞典。虽然西方的资料往往强调理亚尔（西班牙银币）或每年进出日本的荷兰商船的作用，但事实上元宝和中国帆船远比它们更重要。南亚和东亚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且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

    这两种商品的产量令人瞠目结舌。仅南京一地，众多的陶瓷工厂每年出产100万件精美的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