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布利最近指出，广世纪和18世纪的城市发展是与纺织品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纺织品生产的发展，棉花和染料的种植、分配和加工，以及供应生产者和商人的食品的生产和分配都是被新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起来的。白银的涌入及其造成的旺盛需求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它们刺激了供给的同步增长。“延长的16世纪”的周期xìng扩张始于140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将要论述的，根本不存在“17世纪危机”。

    中国

    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明代经济越来越在银本位的基础上货币化，并且至少到17世纪20年代一直在飞速扩张。只是在17世纪中期，由于气候、人口、经济、政治的综合危机和明、清政权的jiāo替，这种扩张才暂时被打断（详见第5章）。但是，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且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又继续扩张。

    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这里仅需对中国南方的商业化和经济上的理xìng选择作一点浮光掠影的提示：马克斯（1997a）引述了当时一位总督的论断：“jiāo易皆用白银，白银流通全省。”商人们向农民预付定金（这种资本大概也直接或间接来自出口换得的进口白银），日后收取他们的农产品（Marks1997a）。马克斯作了一系列概括xìng的描述。其中有两段特别能说明问题：

    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南洋所需求的中国制品主要是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生产的和在帝国其他中心收购的。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岭南农业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它要经过原棉输入的环节。这里的农民不种棉花而种植甘蔗，用加工制成的蔗糖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大部分棉花经过纺织加工再出口到南洋。这样，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就推动了甘蔗逐渐取代水稻（占用原有的水田，而种植棉花则需要开垦其他类型的土地）……没有导致（也不需要）另外开垦土地来种植供市场销售的甘蔗，这样就缩减了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的水稻产量，从而增加了市场对稻米的需求。对丝绸的需求增加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水稻田被非食品类经济作物挤占的情况。

    也就是说，“农民在回应商业刺激时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而不是开垦新的土地来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Marks1997a），这乃是在经济上的理xìng选择，而且完全适应了市场机制。本书第4章将更详细地考察这种进程的制度机制。

    因此，华南地区的进程与孟加拉的情况十分类似。农业和定居区域的边界是随着它们的商业化而扩张的，而这种商业化则是在外界需求的刺激下发生的。这种外界需求也造成了当地的需求和供给。后者则是由于从境外流入新的货币而得到金融方面的支持。

    亚洲其他地区

    里德（1993）依据文献资料证明，在东南亚的大陆和岛屿也发生了类似的进程。另外，东南亚大陆地区研究专家维克多·利伯曼谈到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时写道：

    国内不断累积的大量需求，定居区域向生产独特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边疆地区的扩展，促进了国内的jiāo换，体现在地方市场的繁衍，各省之间互补xìng的增强以及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包括）“资本”文化在农村的弥散和某些地方xìng资本运用方式的渗透。海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