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全球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中国作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的可能xìng。魏斐德（Wakeman1986：417）写道：“按照肖努（Chuanu）的观点，中国（17世纪）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起伏跌宕决定了海上贸易的起伏跌宕。＇中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社会因此能够比世界其他大国更快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丹尼斯·柏林对白银流向的研究也使他得出结论；中国至少在世界白银市场上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C）认为，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及其东亚纳贡体系）保留一个中心位置”，因为这一体系大概涵盖了世界2／5的人口。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在另一篇文章里（1995b。16，3）进一步指出；“我们把白银看作是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xìng动力，”因此，“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新货币财政体制的出现，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背景下……

    近代早期全球贸易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现成有效的供给，中国（或其他国家）对白银的渴望在那时（至今也同样）不可能转化为对白银或货币的需初有了这种供给。那些能够用白银或其他货币支付的人才会有需求。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

    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lún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

    (十)中亚

    《剑桥伊斯兰史》基本上不考虑从1400年到1800年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

    因此，中亚从16世纪初就被分离出去。…··从此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由于发现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路线，丝绸之路渐渐变得多余了。……自从迈进现代的门槛，中亚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外省历史。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对以后几个世纪只作一个简略的概述。（Holt，Lambton，andLewis

    无论从原则上，还是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省略都是不可接受的。首先，哪怕仅就一个事实而言，中亚内陆的伊斯兰民族也肯定不是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跤帖木儿王朝是由跤帖木儿建立的，而跤帖木儿曾经把首都建在撒马尔罕。再者，土耳其奥斯曼人的各个重要的穆斯林国家和政权、波斯的萨菲王朝、印度的莫卧尔王朝都是由来自中亚的民族建立的。实际上，莫卧尔王朝就自认为是来自中亚，并且源源不断地从中亚引进高级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FOltZ1996，1997）。还有，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建立了“中国的”元朝，明朝继承了它的许多行政机构，而明朝又被同样来自亚洲内陆的满族人所取代。

    罗萨比（Rossabi1990：352）认为，中亚的经济和内陆贸易已经“衰落”，但是他也注意到，内陆贸易到17世纪初仍延续不断，因而补充说：“有关这方面商业情况的准确资料十分贫乏”。其实，有关资料根本不难找；正如伊莱·韦纳曼（Wei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