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有一位总督说，每年有上千艘大船出入广东。这或许是夸大之词。但是有一个英国船长也说，1703年，在广州海面上大小船只有五千艘（MarkS199662）。马克斯分析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种外贸对内贸、农业的商品化以及环境的影响。在16世纪后40年，广东的粮食市场的数目增加了75％，其发展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马克斯的结论是：

    经济的商品化是使旧貌换新颜的强大力量。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不仅把水田改造成鱼塘和桑树堤（这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商业效益，而且还有生态上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饲养桑蚕十分必要），而且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粮食需求也使得岭南其他地方的许多农业区变成了单一生产外销水稻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把水稻生产推给了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农民以边缘的丘陵地生产的红薯和玉米为生，而把水田出产的大来顺流而下运往珠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越来越多的刺激，这整个体系是不可能维系的。（Marks1996：76）

    然而，大米供应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纪初，经济作物（包括甘蔗，一度还有棉花）的种值占用了广东的一半耕地，广东只能生产出所需的一半大米。因此，需要从外面包括东南亚输人的大米总量越来越大。对此，北京中央政府一再使用免税政策来鼓励复耕边缘上地和开垦丘陵土地。这就导致了毁坏森林、水土流失和其他的环境破坏。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的两个相关因素或许对于世界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领先地位。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lún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一美洲贸易（FlynnandGiraldez1996）。另一个同样被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然而，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jiāo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的确如此，只不过正如我在第3章中将要论证的，中国的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抵达东亚的口岸，力图成为中国与其邻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扩张中分得一羹。当然，他们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把一些重要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其中如玉米和红薯等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增长产生了重大作用。

    我们现在最好来研究一下中国物产丰富的经济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济。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1600年以后还出口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