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

    但是，正如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专家马歇尔·霍奇森所说：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旦人们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像对西方的了解那样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现代时期的新萌芽特征的努力都会在严密的历史分析下破产。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这位大师。因为他试图证明，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xìng与能动xìng的独特结合。

    霍奇森（1993）和布劳特把这种学术嘲讽地称作“井底历史”，是坐并观天，只看到“独特的”欧洲的内部原因和后果，而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对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但是，正如布劳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个时候，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各地根本没有什么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根本谈不到三个多世纪后欧洲或其“资本主义”的胜利。在霍奇森看来，16一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xìng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擅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

    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之前，至少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将过去以及当时的“各国财富”作了估量和比较：

    我们可以用东部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印度和中国，以及地中海以北整个地区作为例子。当它们的文明发展时，它们居民的财富就增加，它们的王朝就变得强大。它们的城镇和居民点也越来越多，它们的商业和设施也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到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社会来的基督教国家的商人的情况。他们的兴旺和富有简直无法用笔墨描述出来。我们见到的和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人也是如此。来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印度和中国等国的远东商人更是如此。我们不断听到旅游者讲述有关他们的财富和繁荣的惊人故事。人们通常对这些故事将信将疑。

    甚至到了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Halde）神甫（他从未离开过巴黎，而是利用耶稣会和其他人的游记与翻译作品作为资料）还这样写道：（在中国）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在评价杜哈尔德的著作时，西奥多·福斯（TheodoreFoss1986：91）认为，当时西方怀着实用的目的，不仅翻译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著作，而且翻译和研究中国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实用资料。实际上，唐纳德·拉克（DonaldLach）和埃德温·范克利（EdwinvanKley）就以（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脱为书名，撰写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来已出版了7卷，还将继续出版若干卷）。有关这部巨著的总体情况，可参见田森（M．N．Person）的评论（1996）或者拉克和范克利书中所附“总体构图”。他们注意到，例如，“16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是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纪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所触动，因此，如果在当时欧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中看不到这种影响，那就确实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举出史实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游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至少有25部关于南亚的重要著作，15部关于东南亚的重要著作，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