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xìng地出现在中亚并肿‘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断’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xìng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xìng和区域xìng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知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xìng、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xìng”（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