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儒家君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由于lún理支配宗教，由于众人朝拜孔庙而不是基督的马槽，敬重死人过于生人，因而造成群众麻木，农民绝望，统治者无所作为。

    同样，蛮族入侵虽使罗马的政治结构崩溃，却未能摧毁中国的政体。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只是简单地接管了一个现成的机构，而让儒士充当他们的政治扈从。由于儒家土大夫与异族入侵者结成了联盟，原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那些汉族官吏形成了病态心理—他们憎恶异族主子，可是更害怕被他们所出卖的人民。恐惧和有罪的心情jiāo织在一起，销蚀了中国官僚的灵魂，直到今天这样，中国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又永世长存的文明，中国人死抱旧有的一套，不学任何新事物。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加探讨。部分原因可能要从氏族首领以及远古君主之间的争权斗争中去找，这种斗争规范了其后中国的政治发展。

    远古中国的权力也和别处一样，大概起源于巫术。部落长老的权威不是来自民主大会的决定，而是来自为祈求主宰宇宙的无形鬼神显圣而举行的威严的巫术仪式。生命的延续，与险恶的自然界斗争的胜利，被认为可以通过虔诚祈求某种秘术而获得。社会的统治权落在那些掌握秘术的人手中。

    后来，军事首领崛起起。他们借口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身负“天命”(上天的旨意)和“德”(法力)而使其统治合法化。

    这样，他们就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至尊的神秘色彩，这种色彩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帝王要浓厚，但可能比埃及的帝王淡漠。这是中国君王在与氏族首领的政治斗争中能够获胜的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的中心并不象公元前的希腊和罗马那样是代表会议，而是高踞龙床的帝王。所以，中国早就与西方分道扬镳了，这给她的文明打上了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失的政治烙印。

    国家之大也促进了君权的扩大。中国社会是在发展邦联和征讨之中扩大起来的。新部落的来投，崇拜对象的jiāo混，各氏族神化人物的内部通婚，这样就形成了有利于王室势力扩张的条件。这一过程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三世纪之间达到了高潮，那时，中国是诸侯国家的集合体，和中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孔子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为下臣的作乱所震动，并且对诸侯势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便对统治者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回归古德之道。但是他只是白费唇舌。在以后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诸侯相继打垮了自己国内的贵族，攻破了封建城堡，把农奴释放出来使他们为国家服役。诸侯争雄，最后有一霸剪除群雄，完成大一统。随着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诞生了集权的封建制度，新的封建主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下继续存在。效劳。但是，它未能建立古埃及那样的绝对专制。尽管中央政府具有专制的xìng质，却未能完全摧毁宗族系统，而且被迫妥协，以至于几乎所有社会事务的权柄仍cāo在家族长者手里，如主持婚姻、裁决家族内部诉讼等日常生活事务。政治权力则落入地主豪绅的手中。地主阶级向国家输送大部分官吏。选拔官吏是凭背诵被击败的贵族和古巫师的哲学—孔孟之道的能力。这样，受打击的贵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宗法社会的干预而报复了新政权。从中国君权的双重xìng也可以看出贵族给国家政权套上的枷锁。皇帝不仅是现实的统治者，而且是国家的神秘象征，所以总是被古老的礼仪所束缚，绝不能扮演凯撒、冒险领袖或极权君主那样的角色。事实上，他常常要装扮圣贤的角色(蒋介石就是这样)，这种角色是封建哲学家为他规定的。结果，皇帝成了人民的君父和总巫师。

    中国社会僵化成亘古不变的形态，国家体系与旧宗族体系的部分妥协，是其原因之一。风俗习惯，孝道，敬祖宗，比国家政权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