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母亲被关进小黑屋以后，就再也没能迈出那扇小门一步。直到三年后，她去世。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尸体被抬出小屋时的情景：她脖子上还带着沉重的铁链。白得像石膏的脸上，一双眼睛大大地睁着，破烂不堪的肮脏衣裤，就像罩在一副骨头架子上。我从来都没想到，人会瘦成这样。

    我母亲的去世，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悲痛。

    大家都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我认为，对我母亲来说也是如此。三年来，从未有过任何人，进小屋打扫过。为了阻挡恶臭的气体泄漏，更为了不让我母亲癫狂的嚎叫声，吓着妹妹和惊扰邻居——城管继父用木扳钉死了所有门窗，还用建筑密封胶涂抹了所有缝隙。门上的一个碗口大的小圆洞，专供往里扔水瓶和食物袋，一周一次。扔完之后立马堵死。

    后来我常常猜想：也许，我母亲是被活活闷死的。

    自从我母亲疯了以后，我就成了妹妹的“妈妈”，可我那时还不到五岁。

    我冲奶粉喂饱她，我为她洗澡，我哄她睡觉。城管继父晚上下班后，总要在酒馆里喝得烂醉后，才肯回家。回来时手里也常常提着一袋菜包子，往桌子上一甩。之后，便一头载在大床上呼呼大睡。

    每当这酒鬼喝得烂醉时，我反而会放下心来。而当遇到他半醉回家时，我便会紧张得要死。因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多半他都会找我的麻烦。至今还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总是能找到让我自己都倍感合理的理由，惩罚我。

    他先是说一通，听上去很有些道理的训导词。接着便是对我进行必要地惩罚。那是一种让我很恐惧c很痛苦c很恶心c很羞耻的身心折磨。这种所谓教育式惩罚，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也在不断升级。

    在我十岁那年，我记得他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女人了，我不能再像对待小孩儿那样对你了。因为，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不是总想快快长大吗！”

    成年后，我常常想，当年我要是能像邻居家的女孩兰兰那样，背着书包去上学。或许，命运会完全不同。兰兰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就成了一所大医院的护士。

    记得七岁那年，看到兰兰及其他同龄孩子们，背起书包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我便跑回家，求城管继父也给我买只书包。那时的我，太想上学了。

    一听我说要去上学，他就黑着脸冲我吼到：

    “你太笨了，连自己的名子都不会写，怎么能上学呢！五加七等于几，你知道吗？！”

    当时的我，确实还写不出自己的名子，也算不出五加七等于多少：因为，五加七超出了十，而我只有十个手指头。

    我记得，为我上学的事，街道居委会主任张大妈，也曾来过我家。当时，张大妈站在我家门口，往里张望了一会。然后，以领导干部的架式严肃地对着，手里还提着酒瓶子的城管继父，说道：

    “我说，你应该送这孩子去上学。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法：九年义务教育法！”

    城管继父盯着张大妈的胖脸，轻蔑地说。“让她上学？你给她出学费？”

    张大妈被酒气熏得，连连后退。“你没常识吗？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义务教育！”

    城管继父又往肚里灌了几口白酒。他逼上前去，将更加浓烈的酒气，喷在了张大妈惊诧的脸上：“义务教育？！你给她买书c买文具？还有他妈的杂七杂八的学杂费他妈的一大堆，谁也说不清的赞助费c捐献费c借读费c卫生费c这个费c那个费我想都不敢想义务教育？！我们上不起！你没看见我被单位开除了吗？！”唾沫星像雨点般，倾泻在张大妈到脸上c身上。“他妈的说我酗酒打骂街头小贩谁摊上个疯婆娘不喝酒？开除我我不喝酒能撑下去吗？再说，我们城管，不就是管这些的吗？你说说看，你也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