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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辩护人得到了交相讯问女证人的发言机会。他尖锐激烈地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时，他那宽容的态度——扫而光。

    “对于这个人所共知的小药箱，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六月二十八日，这个药箱是否在H庄园的大厅放了一夜？”

    “是的。”霍普金斯确认说。

    “您是否习惯把危险药品乱放在别人顺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当然没有。”

    “哦，当然没有。可是偏偏只有这次发生了这样的事？”

    “一般来说是这样。”

    “这就是说，屋子里的任何——个人只要愿意就能拿到吗四月？”

    “我估计是这样……”

    “不要估计，是‘是’还是‘不是’？”

    “是。”

    “有人知道您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我不清楚。”

    “您对谁说过这个吗？”

    “没有。”

    “这么说，埃莉诺小姐不会知道那里有吗啡啦？”

    “她可以打开药箱看一看。”

    “这个可能性很小，是吧？”

    “我……我不知道。”

    “可是有人能够更准确地知道药箱里有吗啡，比方说洛德医生。您不是按照他的吩咐用的吗啡吗？”

    “当然是啦。”

    “玛丽也知道您那里有吗啡吗？”

    “不，她不知道。”

    “她常到您家去吧？”

    “不常去。”

    “真的吗？可是我可以断言她常到您家去，而且她比任何人更清楚您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埃德温停了一会儿。

    “早晨您对奥布赖恩护土说过丢失吗啡的事了吗？”

    “说过。”

    “我确认，根据当时的情况，您对她说了下面的话：‘我把吗啡忘在家里了。我得回去取。”’“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难道您没推测说吗啡放在您家的壁炉台上了吗？”

    “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吗啡了，我才推测一定是放在炉台上了。”

    “实际上连您自己也不清楚这管儿吗啡的下落。”

    “不，我知道，我放到药箱里了。”

    “那么，您为什么推测说您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当时想，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我应当对您说，您做事太不经心了。”

    “完全不对！”

    “您说话也是这样。”

    “根本不是这样。我从来是不经过思考不说话。”

    “您说过，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也就是玛丽死的那一天，您让玫瑰刺儿扎了？”

    “我看不出这与案件有什么关系。”

    法官插话问道：

    “这对审理案件确实重要吗，埃德温先生？”

    “是的，阁下，这是我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想证实该证人的证言是不可信的，”他重提了上面的问题：

    “就是说，您仍然肯定您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让玫瑰刺儿扎了？”

    “是呀。”霍普金斯挑衅地回答道。

    “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在我们出更房去客厅之前。”

    “这是什么样的玫瑰树？”

    “是爬在更房附近栅栏上的开着粉花的玫瑰。”

    “您能肯定这点？”

    “完全肯定。”

    辩护人突然从另一方面袭击证人：

    “死去的玛丽姑娘确实在七月六日写了遗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