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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切夫跟鲁萨诺夫谈话时常常语气伤人,总的说来是过于不负责任,把自己同集体对立起来。紧挨在一起住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也感到很挤。就这样,各种因素凑在一起,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份检举材料,说罗季切夫在同他私下里谈话时,曾对已被粉碎了的工业党的活动表示赞赏,并有在自己工厂里把暗害分子组织起来的打算。(他没直接这样说过,但根据他的行为,他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会有这种打算的。)

    惟有一点鲁萨诺夫放心不下,他反复要求在这件事的案卷里哪儿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也不要进行对质。审讯员对他保证,说根据法律不要求鲁萨诺夫露面,也不一定要当面对质,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认就行了。甚至鲁萨诺夫的检举信原件也可以不订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认触犯第206条罪行而签字的时候,是决不会碰到他这位邻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于厂党委书记古宗,事情本来会全都顺利地过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门的密令,说罗季切夫是人民公敌,必须把他开除出基层党组织。但古宗坚决反对,并开始叫嚷,说罗季切夫这个小伙子是自己人,要开除他就得把详细材料拿给他看。他拿自己的脑袋给罗季切夫打保票,结果两天后的夜里,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为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成员,罗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罢,都被顺利地开除出党。

    然而,现在使鲁萨诺夫如坐针毡的事情是,保安部门在向古宗施加压力的两天内,最终不得不告诉他,材料是鲁萨诺夫提供的。这就是说,只要古宗在那边见到罗季切夫(既然他们是由于同一个案件而去到了那里,那么最终他们可能会见面的),就必定会告诉他。这就是鲁萨诺夫现在如此害怕罗季切夫这次预兆不祥的归来的原因,他担心这种根本无法想像的死人的复活。

    当然,罗季功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过她还活着吗?卡色当初的设想是这样的:等罗季切夫一被捕,马上就叫卡季卡·罗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来,阳台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现在看来会觉得可笑,连煤气也没有的住宅里,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竟然会起那么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样会长大。哪间房子的过户手续已经全都办好了,有关方面已派人来让卡季卡搬迁,但她打出这样一块牌子——宣称自己是个孕妇。他们坚持要证明,她也把证明拿来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妇搬迁。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将临时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怀孕和生产期间,甚至直到产假期满,这漫长的月份里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与她隔壁相处。不消说,在厨房里卡芭不会让她说一个不字,而当时已满4周岁的阿娃也会跟着捉弄她,让人哭笑不得。

    此时,鲁萨诺夫仰卧着,在可以听到各种呼吸声和鼾声的病房的晦暗中(惟有护士的台灯从穿堂间透过毛玻璃门映进来一点微光),试图以毫无睡意的清醒头脑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罗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会使他如此坐卧不宁?如果其他经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里面有的回来了,是不是也会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说,那个曾当着工人的面骂帕维尔是傻瓜蛋的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希望资本主义复辟);比如说,那个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保护人——讲话的女速记员(在首长的讲话中,那些话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比如说,那个性格倔强的会计(他偏偏还是神甫的儿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贴贴了);再比如说,叶利恰斯基夫妇;是啊,这样的人还少吗?……

    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谁也不怕,他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公开地帮助当局确定他们的罪状,甚至两次出面对质,当场提高了嗓门进行揭发。是的,那时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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