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他是一点一点地追问，这是什么针剂，它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确实需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该不该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释这种新疗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他很有可能会彻底造反了。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论据抛完了的时刻屈服了。

    她则趁此机会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仿佛是在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为她已被这种解释弄得疲惫不堪），而心里却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单纯爱克斯光的效验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向肿瘤发动一次新的打击的时刻到来了，这是当代的一些权威人士所竭力推荐的治疗这种类型的癌症措施。在对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疗过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岂能迁就他的顽固态度而完全放弃对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种方法。诚然，缺少原发病灶的标本玻片，但他的直觉，观察和记忆，无不向他提示，他的肿瘤正是那种类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关于这种类型的肿瘤，正是关于这种肿瘤的转移，东佐娃在写一篇副博士论文。就是说，她不是一直在写，而是曾经开了个头，后来时断时续，她的朋友们鼓励她，要她相信一定能获得圆满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住，压得透不过气来，已经不指望哪年哪月还能通过论文答辩了。倒不是因为她缺乏经验或资料，而是因为这两者都太丰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时而到荧光屏前，时而到化验室，时而到病床边，要把诸多爱克斯光片加以选择、描述，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使其系统化，还有，答辩前的几门必须通过的考试——这一切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本来是有半年的假期从事科研的，但医院里从来没有这种易治的病人好让医生脱身，也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停止给她带的3个年轻的主治医生质疑而离开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人说过，似乎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谈论过自己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其为作家的缺点。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学副博士的那些缺点。总的来说，她可不需要去听别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议：“她不单单是个医生，她还是医学副博士哩。”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前面（她已发表过十几篇了，文章虽短，但都质量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体、但颇有分量的头衔。诚然，钱多来一点，决不会是多余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没什么。

    即使不写学位论文，那种被称为学术性的社会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过来。在她们医院里，经常举行临床剖析会，分析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错误，提出新措施的报告——这样的会必须出席，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尽管放射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本来每天也都进行商讨，分析错误，采取新的措施，然而这些会还是照样要开）。而市里还有一个爱克斯光学会，也经常举行报告会，展出爱克斯光片子。前不久还成立了一个肿瘤学会，东佐娃不仅是会员，还担任秘书，那里跟一切新开创的事业一样，工作忙到了极点。还有医生进修学院。还要跟爱克斯光学报、肿瘤学报、医学科学院和情报中心通信，结果，大学问虽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她们只需在这里给人治病，但却没有一天只是治病而不为科学忙碌。

    今天也是这样。她得给爱克斯光学会主席打电话，谈她即将去做的报告。还得马上把杂志上的两篇短文看完。再就是给莫斯科写一封回信。另外还得答复一个偏僻地区肿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来信。

    再过一会儿，一位外科的女主任医师做完一天的手术之后，就要按约定的时间让东佐娃为她的一名妇科病人会诊。而在门诊结束之前，还得跟自己带的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去看一下来自塔抄乌兹的那个很有可能是患小肠肿瘤的病人。她自己今天还约好了跟爱克斯光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