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对刘锜的惩罚是费尽心机的（惩罚还没有轮到马扩，可能是因为官家把他看成为从犯，可以罪减一等，也可能是目前还要派他用场，内定缓刑，如果属于后面的一种，一旦轮到他的时候，前后账通算，就不可能像对刘锜那样客气了），而师师对官家的惩罚却是更加严厉的。从此以后，官家再也得不到师师的允诺前往醉杏楼去探访她。她和官家将在天翻地覆以后，在谁也料想不到的场合中被迫再次见面的，那是他们间的最后一面。

    看来，一切都到了结束阶段。六月初五不欢而散的庆功大典似乎是东京人最后一次盛会。一种不祥的末日感悄悄地罩上了东京人的心头，再也揩拭不去。他们也明白总算帐的日子终于就要到来了。

    平州事件的发展，一如马扩预料，张觉被加强了的金军打败后果然逃到燕京来要求收容。举棋不定的北宋政府先是听从郭药师的建议，暗中收容了他并加以保护，后来在金人严词责诘下，慌了手脚，又把张觉出卖，绞死后斩了首级进去给金人。严厉的金朝政府，显然不会因北宋政府这个乖乖听话的举动，恩赐它一块糖吃，反过来却成为不断挑衅以及后来入侵的借口。

    不过这种借口并无多大意义，金人要向宋朝用兵是势所必然的，如果没有这个借口，也可以另外制造一个，要制造借口还不是最容易的事情？这时阿骨打已经逝世，以吴乞买为第二代皇帝的金政府早已订定了对宋用兵的国策，决心要使北宋皇朝成为辽朝之续。边境纠纷，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事端。有见识的入都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已无法避免。

    两年前马扩曾经把这种可能性向当局者提出来，要当局者预作绸缪之计，受到王黼、童贯的责备，说他是杞人之忧，说他沮坏两朝的邦交，有妨国计。好大的帽子！如今这种可能性已经发展到这样明显的程度，即使他们这帮人，心里也有点惴惴然起来。可是宣和君臣的政治原则是“不见棺材不哭娘”。金朝大军入侵的警报正式到来的前一天，他们仍然不放弃金军未必会来的幻想，警报正式来到以后，他们也还抱着金军未必就会杀到东京来的幻想，及至东京失守后，他们（包括靖康君臣）也还抱着金军未必就会灭人之国、俘杀君臣的最后幻想。

    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中，马扩写的条陈和建议真可以塞满一口专柜了。当局者表面敷衍一下，实际上还是相应不理。与其相信他的令人厌烦的未雨绸缪之计，还不如相信自己的幻想，乐得再快活几天。不过马扩的地位变得重要了，即使是他们这一帮，也要把他留在东京以各咨议，以表示他们忧国之忱，日无虚夕。

    以后河北军政长官换了几个人，河北宣抚使童贯一度失欢于官家，被勒令致仕，代之以好吃的谭稹。谭稹端整好一席人肉筵宴，张开歪嘴，准备把整个河北路都吞下肚里，可是郭药师的常胜军是一块硌牙的石头，一口咬下去，就崩掉两只门牙。谭稹吃不成酒席，只好回老家，仍旧让童贯来当宣抚使。燕山路安抚使好像走马灯似地从詹度换到王安中，从王安中换到蔡靖。人换了，政策还是不变，这叫做“换汤不换药”。北宋朝廷在河北边防问题上的一帖万应灵药是倚郭药师为长城。常胜军的军额逐渐扩大到四万人。北宋政府把全部赌注都押在郭药师这张王牌上，一个具体而略微的北宋版的安禄山确在形成了。

    河东的防务也是吃紧的，粘罕的大军一直驻在云州、蔚州、应州一线，虎视眈耽。通过马扩和赵杰的活动，董庞儿和其他多支义军受抚，董庞儿本人还被改姓名为赵诩，但是义军的作用没有被北宋朝廷重视，这些军队散处在河东、河北前线，受到恶劣的待遇。义军保持自己的活动，也不太愿意为宋朝所用。

    边防线上充满着愁云悲雾，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也反映到东京人的日常生活中来。从张觉事件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