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尤其是冬天，室外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中大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可以在此挑灯夜战。伍修权与王稼祥一同到达莫斯科，宿舍又相邻，伍修权回忆那时的学习情况和对王稼祥的印象：“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这批革命青年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因而学习十分自觉刻苦，像王稼祥和伍修权，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就能为苏联教师上课担任翻译了。

    中山大学还经常请一些革命家到校作报告，以提高学生的马列主义觉悟和革命理论知识。斯大林曾到校讲过话；李立三到莫斯科时，在中山大学作报告，介绍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情况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谭平山到中大图书馆为学生们介绍了国内农民运动的情况。讲西方革命史时，学校还请来一位80多岁的巴黎公社老社员，给学生们讲巴黎公社的经验。为了让他们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貌，学校组织学生们到苏联国内的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工厂、企业参观，参加莫斯科工人的政治集会，从许多工人代表的演说和谈话中，了解苏联工人阶级为促进世界革命、包括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努力增加生产、不断贡献力量的精神面貌。学生们还亲自参加劳动。伍修权回忆：“夏天，青年团组织到郊区的集体农庄参加收割庄稼。”“苏联集体农庄已经有一些大型农业机械，什么脱粒机、收割机等等，我过去都没见过，看了以后真是不胜羡慕，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呢？晚上，我们就睡在麦草地铺上，遥想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无限感慨！”王稼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兴奋地谈到这一感受，“赤旗盈空，雪天万里，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这里，升起了新世纪的曙光，它将照耀着革命青年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征服黑暗。

    中国留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适逢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党内展开了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苏联报纸上公布了苏共中央同托派的不同纲领，中大的学生也卷入了这场争论。有的支持托派，有的支持斯大林。由于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托洛茨基占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列宁、斯大林几乎享有同样的威望，而且他能用英、法、德、俄几种语言进行演讲，具有知识分子气味，中大学生很多人欣赏他。从第一批学生到达莫斯科，直到1927年11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这一期间的中山大学也为此处于很紧张的气氛中，许多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斗争，有的成了学校中的托派头头；还有人因此受到开除党籍、团籍、流放和遣送回国等处分。

    学生们身在国外，心里时刻惦记着革命风雨中的祖国，不断从苏联报刊和国内友人来信上，从新近赴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口中了解国内斗争发展情况，为北伐军的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又为反革命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凶恶反扑而焦急不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大学生愤慨不已，大家聚集在大礼堂，声讨革命叛徒蒋介石。一身工人打扮的蒋经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声明，蒋介石“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但如众所周知，后来他也改变了立场。当时，大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然而，汪精卫政权也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时，中山大学成了一个旁流杂出的水闸，革命者涛鸣浪涌，冲得极前；徘徊者不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