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蔽之，就是“劳工神圣”。在五四运动前后，“救国”、“改革”、“劳工神圣”这些呼声日益高涨，诚如《民国日报》所言：“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浪声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应劳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为思想基础，揉进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实业救国论，形成一种工读思潮。这种思潮具体提出了用工与读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的办法来消灭劳力与劳心的差别，进而改造社会。工读思潮很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席卷开来，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在1919年5月成立了工学会，实行工学主义，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课余则从事劳动，如进行照相、刻字、打字、雕刻，或当木工、金工等，他们办起了《工学》月刊，大力宣传工学主义。1919年底，王光祈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募集一笔钱，成立了“工读互助团”，有几十个男女青年参加，实行半工半读，在北京大学等校举办了“素菜食堂”，并从事洗衣、装订及制造小工艺品等活动，工余分别到各校听课。王光祈认为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希望这种方式能不断扩大开来，使整个社会人人都能做工和读书，实行“平和的经济革命”。此后，天津成立了“工读印刷社”，上海成立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南京、武汉、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他们的实践虽然没有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但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者因以大增”。李维汉曾回忆道：“由于我们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图书馆主要陈列这些书刊，因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标榜无政府主义)，对于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这是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走向高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李大钊这样宣称“今以俄人庄严灿烂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这批知识界精英把目光敏锐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情况下，北洋军阀政府视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并严加封锁，因此，直接到俄国去是不可能的，到靠近俄国的法国则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目标。吴玉章在1920年3月5日送别四川赴法勤工俭学生会上说：“俄国革命党人无不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可见赴法不仅仅是学习科学文化，也为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经验。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偕25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这批青年在蔡元培等人帮助下被编入长辛店、保定、天津三处留法预备班学习。这25位青年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校开始了上午做工、下午学习的勤工俭学生活。毛泽东还四处奔走，为即将赴法的会员解决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