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给我说了一句掏心的话，他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喜欢写文章，文章发表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当然，不写文章也会被人看不起，你看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后，就不再发表了，这样，别人既不敢说我不会写文章，我也不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无事。”这是经验之谈，很有几分道理。但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写文章不一定都是白专道路，要看怎么写。”他云里雾里谈了一通大道理之后，结末说：“我们可以合作写文章。”我知道他与别人合作的经验，那就是他出点子，别人执笔，然后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欢这样做，当场就拒绝了，于是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这是后话。

    我不知道红专关系的辩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不久就开展了双反运动，直接转入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13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5月8日，该报又发表了党内著名理论家冯定的文章：《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文中指出：“个人主义的最普遍的表现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这就把矛头指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为了深挖个人主义思想根源，于是又掀起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复旦曾经规定，每人每天要贴上一百张，才算完成任务，大家只好把大字报纸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后是大字报变成了小字报。不但贴满走廊，而且贴满寝室，甚至连床架、书橱上都是。这回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了，而是群众性的自我整风和“向党交心”，即教师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批评、学生对教师的批评和各人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叫做“自画像”，即自己画出自己的丑恶形象。内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思想和名利观念，旁及享乐主义和谈情说爱现象等等。谈恋爱在当时虽然并不犯规，而且许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与别人谈恋爱时，却要算是小资情调，丧失革命斗志的表现，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强的女生，虽然入学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时她的男友来找她时，她却装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当时我还在葑溪乡劳动，算是躲过了这一运动，但高云却因谈恋爱而受到批评，也作了自我批评，画了自画像，当然就牵涉到我。好在当时几乎是人人过关，也就并不显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头贴了个“佛”字，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边放有饼干罐，有时吃些小点心，则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都被贴了大字报。总之，那时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大家拿着放大镜来观察别人，同时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竞相上纲上线，竭力丑化自己，丑化别人，这叫做“自烧”和“互烧”，务求将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烧净。复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复旦大学举办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画像展览。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狠批知识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剥夺掉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资本——业务专长的资本，断绝青年学子向这方面发展的路，而且把知识分子凭脑力劳动而获得的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说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笼的。这篇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张春桥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的一些老积极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费的要求，把本来就不高的稿费标准，又降低了许多，并且取消了版税制度。姚文元还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费的猛将，而傅雷是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翻译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应培养各类专家的，各系所订的培养方向上，也有培养本门学科专门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