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1927年7月，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父亲林良英问她毕业后打算做些什么？她说想考协和医科大学。“协和？那得几年？”“8年吧。”林巧稚故意说得很轻巧。继母在一旁大声嚷起来：“啊，8年？那得多少钱啊！”“每年总要四五百个大头（银圆）吧。”林巧稚嗫嚅着低下了头。“上大学干什么？女孩儿家，嫁个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20出头的人了，再上8年学，还嫁给谁呀？”继母说。林巧稚倔强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也不嫁！”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鲁迅从不以为在上海“亭子间”的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说：“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何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捕，他在狱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写诗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上海被解放迫在眉睫，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动身去台湾。林脱口而出的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