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作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罗文干出任王宠惠好人内阁中的司法部长，时被政敌陷害，发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须有的官司。当时北京东城警察署长去捕人，到罗的住宅，罗极为镇定，只是问：“拘票在哪里？”署长出示总统手谕，罗仍亢声答辩：“手谕不是拘票，总统无权捕我！”结果仍为警察署长强挽以去。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并赶走了大使芳泽。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于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许春草问叶独醒：“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老先生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