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终于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在讨论过程中，美国还提出了由五国共管的主张。这个主张受到日本的反对，也无益于中国。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①。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②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yóu xing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yóu xing队伍想进入东jiāo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jiāo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jiāo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①。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yóu xing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yóu xing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近乎全国xìng的学生团体"②。

    《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蒂，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然杂陈于青年面前。青年学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跃。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社团组织。其中有出版《国民杂志》的国民社（上述的学生救国会的成员所组织），出版《新潮杂志》的新潮社，在城乡居民中进行通俗爱国宣传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一些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