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上海租界的公园管理制度有关。

    西方的公园出现于近代初期，开始是由皇家贵族的私家园林向公众开放而形成的，如lún敦的海德公园。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经过设计、专门供公众游览的近代公园，如纽约的中央公园。西人来沪以后，很容易想到辟设公园的问题。1868年，上海租界最早的公园──外滩公园建成，但游园对象有严格限制。其《游览须知》有七条，第一条是“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六条是“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其后，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当时称法国公园）、兆丰公园次第辟设，但也都不许华人入内。不仅如此，其他一切西人公共活动场所，如跑马厅，各国总会，华人均不得随便入内。

    华人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jiāo纳的税款占租界税款的大部分，但用此税款建造的公园却不让华人入内，这不管怎么说，对民族感情都有极大的伤害。从187O年代后期到1880年代初，上海士绅颜永京等对于租界当局歧视华人的行径不断提出抗议。《申报》也曾发表文章多篇，说是“公家物业宜以公家名之，胡为乎只许洋人驻足，不许华人问津，何也？”张园建成以后，一开始就完全免费开放，可能有“你不让我游，我就办一个给你看看”的意思。

    集社集会，在中国古已有之，东林党、复社、几社是其著者，至于文人画社、诗社则更多，但这些都不能与张国的集会演说相比。其主要区别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间的事，后者是社会大众的事；前者关注的主要是学术（当然也与政治有关），后者关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

    通过张园集中体现出来的遇事动辄集会演说，动辄通电，上海人的这种表达政见的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与晚清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关。

    上海开埠以后，城市重心从1860年代开始北移租界。上海社会实际存在两个社区，西人社区与华人社区。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间，如总会、旅馆、戏院、跑马厅。连每年看花展也是分开的，通常前两天是西人参观，然后才是华人参观。

    华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动场所，如会馆、公所、茶馆、戏院、妓院，但那多是区域xìng、行业xìng、小范围的。不分区域、行业、阶级、xìng别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在张园出现以前，还没有过。

    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

    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fù女不缠足与教育间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xìng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定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