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黄家倒台，虽说可能暂时达不到暂时的公平公正，但很多外来官员以及本土官员没必要再以黄家马首是瞻，可以施展拳脚，想做好官的做好官，想做民生的做民生，想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总之只要不犯法，有政治抱负，甩掉黄家那个政治包袱之后，便什么理想都有实现的可能，而有黄家把持着永南与珍北决无此可能，之前二三十年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是杨凡认为的，他见过韩永宁，知道韩永宁有先进的思想体系，只要永南与珍北纳入他的势力范围之内，永南与珍北必定有着美好的明天。

    杨凡从没想过，陈茂生与韩永宁并不是同路人，韩永宁有着先进的思想体系，但陈茂生没有，陈茂生其实并不比黄家好多少，在其内心深处也有着土霸王c山太王的情节，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他肯定不是为了什么人民之类的，他当然是有自己的鬼主意，那就是官高一级，只有官高一级，他才能无法无天，无人敢挡。当杨凡把永南与珍北的未来想象的无比美妙之时，在省会柳絮市的韩永宁却早萌生出铲除陈茂生的想法，他绝对不能让一个像陈茂生这样的人上位，他宁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上位，因为至少平庸无能之辈至少不会那么阴险，不会阻碍潮流进步，而如陈茂生这样一个满肚子阴谋鬼计之人上位，不是人民之福，是人民之痛。这个不管他多有阴谋鬼计，哪怕斗赢了美帝国主义，也并非是人民之福，因为他眼里只有他自己，容不下别人。这种人在韩永宁眼里有时候都不配活着，因为哪怕寻常百姓家，都有最起码的廉耻之心与同情之心，而陈茂生没有，所以倒下的政敌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不足之处，他们的不足之处就是比陈茂生善良，比陈茂生宽容。如果善良与宽容也算是一种不足之处的话。

    永南与珍北在黄家的阴影下太长时间，基本在杨凡出生的那年黄家便在永南确定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别说从出生到现在，自从杨凡踏入物矿局然后走进市政府以来只不过才一年时间而与，但他已经对黄家非常厌倦，无论做什么，走到哪里，仿佛都摆脱不了黄家的影子。永南与珍北需要更新换代，也需要输入新鲜血液，不更新换代输入新鲜血液的结果必定是被时代抛弃，被潮流淘汰。

    当逆来顺受成为一种习惯，当习惯成为一种自然，有时候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容易犯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俗称受虐狂。当人们习惯了黄家在永南与珍北的所作所为，哪天突然有人想改变这一秩序法则，很多人竟持反对意见，一如刚分田到户的那会，我一家人种那么亩地，怎么种得来啊，没有生产大队的计划经济我怎么忙得过来

    不用说，韩永宁与陈茂生的扫“黄”行动刚开始遭到强烈的抵制，尤其在商界，很多人承认黄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们另一方面也觉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否则没有黄家的保护伞，他们不能将公司做大，他们从没想过，没有黄家，他们可能把公司做得更大，一如之前很多人担心某人死了中国人怎么办从此没有了大救星中国该怎么办中国人怎么活孰料他死了之后，人们比之前过得不知要好多少倍。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决定着中国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好了说是安于现状，知足者长常，平谈是福，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他吃他的肉我喝我的汤；往坏了说当然是不求上进，不思变，愚蠢，被人卖了都在替别人数钱。农耕文化不同于是西方世界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交换文化，交换文化第一要素是公平，是要相互平等，凭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你可以吃肉我就只能喝汤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在海洋文化成长中的人们一次次把暴君架上断头台。而历史上农耕文化的底线是没有饭吃了便起义，然后起义成功之后便把前朝攒下来所有的东西破坏的一干二净，包括建筑以及文化，于是变得一穷二白，变得什么都得重头再来，有的东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