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曾经相信过自由恋爱一样，我曾经以为以年龄段来划分人群是不合理的。因为在不同的年龄群中依然存在思想相近的人，思想沟通上的默契远比年龄接近重要。 而现在的我，在爱情的问题上已经变成了“门当户对”学说的忠实信徒。因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不得不承认： 没有相同的成长背景c文化教育程度c同一阶层的价值观，单凭爱欲的驱使，无从构筑爱情和婚姻大厦的牢固地基。 所以，在考察人群的分类时，某一时间段的划分还是必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和历史的大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人必然会打上当时的烙印。作为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使用的是同样的模具，他们具有鲜明的共性。我们的身上，不仅只是打着1970s的产品序列号，1970s对于我们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我们大多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品，我们出生的时代创造了中国最巨大的“婴儿潮”。在“文革”十年里，制造婴儿是当时人们为数不多的几项危险系数小的重要娱乐项目之一。而当时刚出生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都根本没有意识到，20年后我们这些过剩产品会面临多么惊人而痛苦的就学c就业困难。 由于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拥有过幸福的童年。作为产品，我们隶属于不同的厂矿单位和军队的托儿所c幼稚园c自办小学。和幸福的1980s们无法相提并论的一点是： 我们的父母都属于双职工，我们大多属于大家庭中的一员，双亲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沉重的工作之余，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我们的存在，给予我们充分的照顾和爱。 我们从生下来起就被编入了军队的建制，在固定的儿童培养机构里学习纪律和服从，我们通过布票c肉票等等配给票证而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生活里缺乏很多东西，但是从来不缺乏汹涌的人群。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幼稚园，我们身边都有人数巨大的同学。我们没有被特别关照的经历，更多的时间里，我们是在自己照顾自己。被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照顾，并且照顾着更小的弟弟妹妹。 在当时的上述任何一个场所里，你都可以看见相同的景象： 老师雄踞在六七十个孩子的中间，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每个孩子发生了什么。她忙于制止斗殴，送生病的孩子去医务室。我们就在周围的地里，与周围的世界毫不相干地玩闹着。我们在野地里，根本没有察觉到外面的世界在改变。 远离了父母，或者在教育机构里，或者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着，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爱和关心。我们生来就患有“皮肤饥饿症”，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在面对吻和抚摸的时候，依然感觉尴尬，因为我们错过了学习它们的最好时间。在更多年后，我们也将成为一些汉语词汇的最后见证人。我们将是最后的叔伯，最后的姨娘，最后的舅舅，最后的姑母。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六个老人的世界里，我们的孙子将面对多达十四个长辈的家庭。 我们挎着草绿色的军用挎包去上学了，我们穿着哥哥姐姐留下的衣服，并且小心翼翼地穿着，因为弟弟妹妹们还将需要。红旗招展，标语鲜明的校园里集中着无数的人，他们都穿一样的绿军便装或者蓝色的中山装，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表情和衣着，仿佛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都走路去学校，因为当时的一辆自行车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他们不需要手表，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太阳的高度判断时间，并通过挨打而强化对时间的观念。 我们那时都坚信，军队是最好的，能成为军人是莫大的光荣，作为英雄而战死，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死，都是最大的荣耀。我们喜欢一切有关于军队的东西，红旗c铜号c臂章c军帽。我们相信秩序和纪律，校门口的黑板上任何白色的布告，都是神秘的禁忌。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那里走过，并因为道德上的自省而低下我们的头。 我们开始相信，这世界上存在一种神秘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