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女人的身体、甚至决定这个女人的死活呢？从人之常情推断，人们有权怀疑，迈克尔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教育和技能的人，一下子得到上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恐怕是他二三十年也挣不出来的钱），又和其他女人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他急切地想摆脱原妻这么一个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给了他所有的权利。

    与此相反，特利的父母对女儿之爱始终一贯。迈克尔·夏沃暗示他们贪图医疗事故的赔偿费，其实正是他们在女儿成家的早期，长期给这对新婚夫fù提供经济援助，很难说他们是图钱的人。他们过问医疗事故的补偿金，不过是主张要把钱用在自己女儿的护理上：迈克尔·夏沃应该用这笔钱补偿自己过去的配偶的悲剧，没有权利用这笔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为失去配偶得到了30万美元的赔偿费）。特利的父母向迈克尔·夏沃要的无非是：你既然已经在事实上不是我们女儿的丈夫，既然你已经和别人一起建立了家庭，就请把我们的女儿还给我们，让我们照顾她未来的生活，不要杀了她！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在法庭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代表，她只能被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丈夫来代表。可惜，这样的要求，竟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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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薛涌：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谁的国学？

    ——《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薛涌

    对人大成立国学院所提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已经从文化分野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与“他人”的界线问题，也不单纯是“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lún理原则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归属xìng问题。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一谈文化，必是精英主义文化。因此经史子集这些特权阶层的文化产品成为人大国学院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讲过，明治初年，久米邦武随岩仓具视率领的考察团周游欧美。他惊异地发现：虽然儒学在日本和基督教在西方有类似的社会角色，但在日本只是一些学者背诵传统经典，并不解其意；经典对小民百姓更无感召力。在西方，从国王到农民、奴仆，大家信起教来一样地狂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上有区别，但作为信徒却没有区别。东西文明之间分途，不仅仅在于儒教与基督教的信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价值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这种对照，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一个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说，所谓“现代xìng”，就是要塑造一个全民的、多层面的文化。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缺乏这样的文化敏感，盲目崇拜几个“圣人”的只言片语，对下层社会熟视无睹。这次建设国学院的运动，就特别能够体现精英阶层自拉自唱的文化情怀。

    我们不妨考查一下人大国学院是如何发足的。

    建国学院的缘起，有两种说法。据纪校长说，开始时是一位海外商人的提议。另据“了望东方”的“探秘”，此事远非如此简单，是有大背景：上面的“领导”对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