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式的不羁之士，率先结束了

    “流浪”和反叛，在社会上安顿下来，成为“波希米亚中产阶层”。她却继续游dàng。她没有博士学位，只能在大学临时代课，作独立撰稿人，日子颇为清苦，直到1990年代经济条件才有所改善。不过，那时她早已疾病缠身。她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向死刑宣战。这样的经历，使她在其读者已经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后，还能保持1960年代的反叛者的视角。说她是1960年代的绝响，恐不为过。

    桑塔格之死，对中国的震动似乎比对美国还要大。这多少反映了她代表的那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情怀和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共鸣。在美国，左翼媒体对她虽然赞誉有加，但右翼媒体则几乎不置一辞，仿佛她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不值得一提。客观地说，桑塔格取得了某种世俗的成功，享受着一个知名作家的盛誉。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看到了她的运动的失败。她究竟能够留下什么知识遗产，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她悲剧xìng的失败，多少反映了她这代知识分子的限制和弱点。

    第一，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是否能够超越其他利益集团和阶层而有一种更具前瞻xìng的知识和道德特权、为人类提供方向？从美国草根民主的脉络看，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现代西方社会确实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上。那时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扮演世俗化社会的牧师的角色。但是，那些启蒙思想家，是旧的等级秩序生产的精英。他们所提倡的启蒙精神，是建立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xìng来行动的平等社会。当这样的社会真正建成、公民能够根据自己的理xìng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就用不着别人来启蒙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启蒙主义的胜利使启蒙者变成了多余的人。所以，桑塔格们的声音，早已被多元媒体中发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声音所淹没。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3)

    第二，面对这种多元、平等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公共xìng寻找不同的渠道。桑塔格自称从来不在乎、也不看别人对自己的评论，但实际上她看得颇为认真。甚至有人说她在自我推销上精明过人，并且一直非常成功。她喜欢站在启蒙的殿堂向世界发布自己的宣言。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有时要向公众释放试探气球，见势头不妙就会改变立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她曾赞扬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1935年为纳粹制作的宣传片《意志的凯旋》。后来又修改了立场，开始攻击LeniRiefenstahl。她还宣称“白种人是人类的癌症”，后来又收回成言，因为那等于污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在“9·11”后勇敢的言辞，也有明显的失误。她质问为什么公众不注意美国依然对伊拉克进行轰zhà，等于像布什一样，把“9·11”和伊拉克联系在一起，虽然目的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社会良心”的自我意识，使她坚持站在社会之上，迷恋自己的公共知识权威。但是，长久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等于让自己脱离了社会，不知道社会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时，抢占能够俯视世界的道德高地，容易让人忽视社区的政治生活，忽视和基层社会的联系。而这也正是保守主义近年来的成功之处。美国的公众，大多数还是听信社区教堂中的牧师，而不是桑塔格这样超越基层社会的启蒙牧师。因此，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虚渺。《党派评论》即使仍然在世，其5000个精英读者也不足以转化世界。

    在一个知识权威的分布越来越均质化的高科技、高教育的平等社会，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恐龙。人们要解决的是具体社区内的技术xìng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