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问题，到底何去何从？

    一阵冷风吹来，带来丝丝凉雨，宣告秋天又近一步。我仰脸迎接一点小雨，上一秒还感慨世间万物逃不过春发秋藏的规律，下一秒么又感身子骨有点轻飘飘，还是七魂六魄离开躯壳的那种。不害怕亦不后悔，反倒感到轻松，反正我从来没想当演员，我只是个跳舞的。

    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我摸出来一看，十几个来自医院护士的未接电话。我知道大事不妙，拔腿就往医院方向赶。

    若是为了揍那畜牲错过送我爸最后一程，我才真正会抱憾终身。幸好我家老袁坚而挺之，在我赶去医院前，一直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老袁的喉管已经被切开了，医生们在尽最后的努力施救，同时也惊叹于老袁的顽强，他的脸已经涨成可怕的猪肝色，喘气的时候你会听见咕嘟咕嘟沸水冒泡的声音。

    医生跟我说，老袁弥留前曾经回光返照，居然能说能动，还差点从床上坐起来。他跟人讨酒喝，讨ròu吃，酒得是那种二两五一瓶的白酒小pào仗，ròu得是皮肥ròu瘦、桂花与蒜泥缺一不可的大肘子，他还跟人讨儿子，他让人赶紧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来，他说要儿子背着回家。

    老袁清醒的时候耳朵就不好使，所以跟他说话我基本靠吼。我走上前，紧握住老袁的手，扯着嗓子大喊：“我在这儿，你也在这儿，咱爷俩都在这儿，这儿不就是家吗！”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估计还是有点可笑的。

    按理说这个时候老袁应该什么也听不见了，但奇怪的是他又好像听见了——老袁也一个字没说（他早说不出来了），那枯柴似的手反过来紧抓了我一下，抓得我的骨头咔咔作响，然后他就阖上了眼睛。

    老袁走了，带走他余留人间的最后一丝眷恋——对我的眷恋。

    接下来就是给老袁办后事。这个问题在他还清醒的时候，我曾跟他讨论过。中国人的传统从来都是入土为安，可老袁坚持要海葬，他说海葬好，海葬环保，海葬不花钱政府还贴你钱，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拖累我太多，争取死后就不给我添麻烦了。

    是否让老袁魂归大海，这个主意我没拿定。但火葬场就离我们的家不远，让他在哪儿火化似乎不是什么难决定的事。

    我叫上了不少人，从街坊邻居到一起看大门的六叔，老袁一直是个好面子的人，黄泉路上不能让他冷清了。我还请来老袁单位的老厂长来为他念悼词，因为那是他最耿耿难忘的光荣岁月，坐享能到处吃喝的肥差，曾一个人以三斤白酒撂倒一桌外厂的客人，名扬厂里厂外。

    老厂长自己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年纪，比起曾经冷脸把老袁jiāo给了民警，这回他欣然应允，看来“逝者为大”这话很有道理，中国人待死人永远比待活人厚道。入殓当天，老厂长穿得干净体面，在众人面前颤颤巍巍掏出一张纸，他说老袁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坚持不懈的一生，无悔无愧的一生……

    我认为老厂长有点水平，四个字的成语层出不穷，而且他极富感情，念起悼词来抑扬顿挫，一咏三叹，乍一听简直是要追封老袁为烈士的节奏。此外，他还着重表扬了我。

    好多人都哭了。

    我的一只手chā在兜里，握紧了打算偷偷塞进老袁骨灰盒的小pào仗。我没有哭。一来老袁没那么伟大，二来我更差得远，我们只是这世间千千万万平凡父母与子女的其中之一，我幼时他养育我，他老来我伴着他，这种感情既不能以血缘二字轻率归纳，也毋庸以眼泪渲染。

    老袁离开之后，一连半个月我都会梦见他，但那些梦始终不清晰，常常是老袁已经老成了一颗老北京城里的歪脖子树，而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模样，有时那个皴着一张老脸又瘸腿歪嘴的老头就与我一街相隔，可每次我笑着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