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革命，他们不太相信仅靠个人的积极xìng就能够成功。而我现在又与同志们隔离，独处一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事先知道我与政府谈判的计划，他们对我的担忧也就可以理解了。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设在赞比亚，在这里有一些参加斗争的领导者，也只有他们……才知道要进行这样的战略xìng谈判了。ANC一直都坚持用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最终实现国家的自由，他们从来没有脱离这个原则。

    在没有告诉狱友的情况下，我开始与政府接触，进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推行种族隔离的政府的情报部门的尼尔·巴纳德博士提议由他的小组先与塔博·姆贝基进行秘密协商。另外，我从他们那边得到消息，尼尔·巴纳德很希望我们能够谈判[143]。

    我反对他的这个提议，因为这样的谈话是不可能秘密进行的。看到谈判也可以在国外进行，我就提议他们先与或ANC主席奥利弗·坦博或ANC秘书长阿尔弗雷德·恩佐联系[144]。并且我指出进行这种未经允许的谈话可能会毁了一个卓有才华的年轻人的政治前程，我以为巴纳德会接受我的建议。

    曼德拉大约在1985年提议ANC和政府进行谈判所写的信的手写草稿。

    但是，他最后竟然忽视了我的建议，直接与塔博·姆贝基联系，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我真的很震惊。

    但是塔博·姆贝基很明智，他拒绝在没有取得组织的同意下进行秘密谈判，就把这件事情向ANC主席作了报告，主席批准了他和他的朋友雅各布·祖玛与巴纳德进行会面[145]。

    10．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20世纪80年代ANC与南非政府的对话[146]

    施腾格尔：你一直跟我说，进行武装斗争是对政府行为的反击，因为他们那么做之后，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也不可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反抗了。

    曼德拉：是的。

    施腾格尔：他们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曼德拉：他们当然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最初，他们还是坚持一贯的态度，说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犯罪行为。但是我的意思是，被压迫者的斗争方式取决于压迫者自己，如果压迫者用的是和平手段，被压迫者同样会选择和平的方法；但是如果压迫者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被压迫者同样会使用武力。这就是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也提出来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向公众宣称，我们不可能和ANC[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但是你现在又要求谈判。如果谈判，政府就会失信于民。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跟你对话，或许这样公众还可以接受。但是政府如果和ANC谈判，就完全彻底地背离了政府之前制定的政策，将会失信于民。”这就是他们问我的问题。

    我觉得还真有点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跟他们说：“以前你们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还宣称应该把黑人全部驱逐到农村去生活。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改变了这样的政策。你们也曾经实施过通行证制度，通行证制度一度还是政府的主要政策，现在不是也废除了吗。你们没有失信于民……关于谈判，必须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你们得告诉公众，没有ANC，现在南非的社会问题就没法解决。”我就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因为这毕竟是事实。

    施腾格尔：他们希望与你讨论的其他问题也是关于群体权利的，比如：如何保护少数白人群体的利益？

    曼德拉：是的，没错。

    施腾格尔：在与他们的讨论中，你给他们作了什么解释？

    曼德拉：我让他们看了我在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录在一本叫做《解放》的杂志里，里面写着……对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