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7月22日写给罗本岛监狱指挥官的一封信

    1969年7月13日，我24岁的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因车祸受重伤在开普敦逝世。

    我希望能够参加他的葬礼，最后一次去缅怀他，所有的费用由我自己承担。目前我还不清楚葬礼会在哪里举行，但是我想应该会在开普敦、约翰内斯堡或乌姆塔塔这三个城市中的一个。如果您能同意我即刻启程前往，不管您是否会派人押送我，我都会非常高兴。如果在您收到我的申请时，我的儿子已经下葬了，那么就请您允许我到他的墓前为他“垒石头”，这是一项传统的仪式，是专门为那些没有赶上葬礼的人设置的。

    我热切地盼望着，与上次相比，您这一次能够人道一些，答应我的请求。10个月前，也就是在1968年的9月份，我写了一封类似的申请书，那次是我的母亲去世，我请求参加她的葬礼。上次如果您批准了我的请求，对于您来说，将是一件非常慷慨的举动，而您也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道主义行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一位失去母亲的囚犯所受到的打击和痛苦，同时也给了我到亲人墓边哀悼的机会。另外，我想再说一句，我已经有5年多没有见到我的儿子了，你应该明白我希望参加他的葬礼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

    最后，我想提醒您一下，在我之前，政府已经批准过类似这样的申请。

    7．选自曼德拉1969年9月29日写给诺勒萨霍·艾琳·姆夸伊的信[103]。

    10个月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写过同样的申请书。虽然不管怎么说，我的申请都是合情合理的，监狱当局还是无情地拒绝了我。尽管希望渺茫，这次我还是期待当局能够体谅一下这么短时间内连续失去两位亲人的一名囚犯的心情，给我一个机会去参加桑比的葬礼，这可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但是，我的申请书竟然就那么简单地被忽视掉，甚至连最起码的礼貌xìng的回复都没有。之后，我要求看一看报纸上关于这次车祸事件的报道，竟然也被拒绝。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桑比去世时候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不仅仅被剥夺了和长子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骄傲，同时关于他的这次事件的所有信息我也是一无所知。

    8．选自曼德拉1969年8月3日写给艾琳·布特莱齐的信[104]

    7月18日（我的生日）那天收到曼戈苏图［·布特莱齐］代表您全家的唁电，我很感动。请您转告他我对他的感激之情[105]。对于我来说，1968年和1969年是充满艰辛和痛苦的两年。10个月前，我母亲去世。5月12日，我的妻子因为触犯《恐怖主义者条例》（Terrorist Act）［原文如此］被无限期拘留，留下几个可怜的孩子。他们虽然有父母，可是事实上都已经成了孤儿。如今，我的长子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不管死者的死因是什么，年龄有多大，死亡都是很可怕的灾难。普通的疾病往往是逐渐发展的，因此，病情要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心里至少提前能够预知。在病情发展到最终阶段时，我们所受到的打击至少不会那么沉重。但是当一个人知道一个生龙活虎的、正值青春年少的人被死神宣判了死刑，他肯定会感到全身瘫软无力。这正是7月16日听到儿子的死讯时我的感受。当时，我从头到脚都在发抖，过了好久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按理说，对桑比的死，我应该有更充足的准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40年代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宝贝女儿[106]，她当时才刚出生9个月。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把她送到医院里了，刚开始的时候她的状况一直很稳定，但是后来病情突然恶化，当天夜里就离开了我们。在她最后拼命挣扎，奢望留住她软弱身躯里残存的最后一丝生命的关键时刻，我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