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金和更为深入地研究人们在安全和购买火烟报警器、使用汽车安全带之间的自愿抉择（voluntary trade－off），我们对冒伤害和死亡风险所默示承担的成本有了一些了解。这些研究可被用作估算我危险驾驶的成本，而我对危险驾驶成本负有责任，无论我的车是否真正撞了人。如果我的车确实撞死了某人，那么对我征收的损害赔偿也不会更高了，因为假定如果受害人已取得了我危险驾驶的事前成本（ex ante cost），那么他就该承担风险。由此，他的遗产继承人和其他任何我驾车危及的人就有权取得那成本以作为损害赔偿，而不会比之更多。

    要注意的是，这样计算的事前损害赔偿总量不会与某实际受害人的普通法损害赔偿总量相等。以下事实并不表明100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只要求从我处取得5000美元就会忍受风险：我的行为使100人中的每一个都遭受1％的丧失生命风险，而其生命在一个利用传统损害估算方法的侵权案中的价值可能为50万美元。即使暂且不谈风险厌恶问题，由于大多数人从生命取得的收益中既有金钱方面的也有非金钱方面的，所以他们承担死亡风险的要价要比因死亡引起的纯粹金钱损失高，而普通法制度试图予以补偿的却只是纯粹金钱损失。

    而且，要使上面提及的损害评价方法适合于寻求那种使法律补救动议取决于受害人的制度，这好像具有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许多危险行为的“受害人”依事前方法甚至不会意识到对他们会有危险，并且偶然遇险死亡的某人的遗产继承人也不会有特殊的激励去进行诉讼；所以能收到的也只能是他的事前风险酬金，而这通常只是一笔很小的数额。

    最后的可能xìng是从事前成本来推断事后成本（ex postCost）。假设我们知道为了承担万分之一的死亡风险而平均每人需要100美元。我们能推断他将其生命价值视作100万美元吗？我们可以作这种推断至少是为了使侵权损害赔偿在正确水平上符合低几率损害（即事故），而这正是我们这里的目的。如果潜在受害人以100美元来估价其万分之一风险的消除，那么任何可以消除风险而成本又低于100美元的预防措施就是有效率的。换言之，预期事故成本（PL）为100美元。由于几率（P）为万分之一，而事故损失（L）即可用100美元除以万分之一，其计算结果为100万美元。如果我们认为死亡是由加害人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情况下造成的，那么，那些没有以低于100美元成本采取能消除风险的预防措施的加害人就必须支付。我们据此就会得出一个正确的具有威慑力的赔偿数额100万美元，从侵权角度看，其生命的恰当估价也即为该数额。

    但在死亡几率很高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就不会奏效。承担万分之一死亡风险时只需要100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他遭受10％死亡风险时就只需要10万美元，或他确定无疑要死时只要100万美元。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大多数人不会愿意在取得金钱以后立刻放弃其生命。但如果我们从此推断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那么不论几率（P）多小，预期事故成本（PL）也将是无限的，从而人们就永远不会冒任何风险而这显然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虚假描述。所以，生命价值（图6．3中的纵轴）可能比死亡风险（横轴）增长得快。如果每一风险增长都产生同样的负效用，那么连结负效用和风险的函数将是一根直线。描绘函数的曲线形状表明人们承担大风险所要求的钱要远远大于承担小风险所要求的钱乘以风险增量。（图6．3中的cd要比ab大得多，尽管cd所补偿的风险增量与ab所补偿的风险增量是一样的。）在下一章中讨论对谋杀和其他犯罪的最适度刑罚时，这一观点会变得非常重要。

    为什么在风险和负效用之间会存在着一种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