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一个一丈见方、三四尺高的讲台。台中间，摆上一把太师椅，一张半桌。台下，紧靠台横放着一张长方桌，两头坐着两个书记。外面是排满了一层层听讲席，此时已人头如浪般波动，差不多快满座了。唐先生方站在台上，兴高采烈，指天划地的在那里开始他的雄辩。那门公把胜佛领进堂来，替他找到一个座位。听众的眼光，都惊异地注shè到这个生客。那门公和台边并坐着的两少年，低低jiāo换了几句话。见那两少年仿佛得了喜信似的，慌忙站起向胜佛这边来招呼。唐先生在台上，眼光里也表示一种欢迎。第一个相貌丰腴的先向胜佛拱手道：“想不到先生到得怎快，使我们来不及来迎驾。”第二个瘦长的随着道：“超如没告诉我们先生动身日期和坐的船名，倒累我们老师盼念了好久。”胜佛谦逊了几句，动问两少年的姓名。前一个说姓徐，名勉；后一个说姓麦，名化蒙。这两个都是唐门高弟，胜佛本来知道的。不免说了些久慕套话，大家仍旧各归了原位。那时唐先生在讲台上，正说到紧要关头。高声地喊道：

    我们浑浑沌沌崇奉了孔子二千多年，谁不晓得孔子的大道在六经，又谁不晓得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春秋》呢！

    但据现在一万八千余字的《春秋》看来，都是些会盟征伐的记载，看不出一些道理，类乎如今的《京报汇编》。孟子转述孔子的话：《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个“事”在哪里？又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义”又在哪里？又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种关系的重大，又在哪里？真令人莫名其妙！无怪朱子疑心他不可解，王安石蔑视他为断烂朝报，要束诸高阁了。那么孔子真欺骗我们吗，孟子也盲从瞎说吗？这断乎不是。我敢大胆地正告诸君：《春秋》不同他经，《春秋》不是空言，是孔子昭垂万世的功业。他本身是个平民，托王于鲁。自端门虹降，就成了素王受命的符瑞。借隐公元年，做了新文王的新元纪，实行他改制创教之权。生在乱世，立了三世之法。分别做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朝三世中，又各具三世，三重面为八十一世。示现因时改制，各得其宜。演种种法，一以教权范围旧世新世。《公羊》、《谷梁》所传笔削之义，如用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等主张，都是些治据乱世的法。至于升平、太平二世的法，那便是《春秋》新王行仁大宪章，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全统于他的教。大小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所以孔子不是说教的先师，是继统的圣王。《春秋》不是一家的学说，是万世的宪法。他的伟大基础，就立在这一点改制垂教的伟绩上。我说这套话，诸位定要想到《春秋》一万八千字的经文里，没有提过象这样的一个字，必然疑心是后人捏造，或是我的夸诞。其实这个黑幕，从秦、汉以来，老子、韩非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深中人心。新莽时，刘歆又创造伪经，改《国语》做《左传》，攻击《公》、《谷》，贾逵、郑玄等竭力赞助。晋后，伪古文经大行，《公》、《谷》被摈，把千年以来学人的眼都蒙蔽了，不但诸位哩！若照卢仝和孙明复的主张，独抱遗经究终始，那么《春秋》简直是一种帐簿式的记事，没甚深意。只为他们所抱的是古《鲁史》，并没抱着孔子的遗经。我们第一要晓得《春秋》要分文、事和义三样。孔子明明自己说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独重在义。这个“义”在哪里？《公羊》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汉人引用，廷议断狱。《汉书》上常大书特书道：“《春秋》大一统大居正，《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春秋》之义，大夫无遂事。《春秋》之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不以家事辞王事。”像这样的，指不胜屈。明明是传文，然都郑重地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