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xìng，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规律，对于人类社会是一般，而对于物质世界则成了个别。凡，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