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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xìng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xìng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毁灭xìng的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jiāo待,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yù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在附近的中学生,恳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ròu”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六六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jiāo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绝不自杀。过了十八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然而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

    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十三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二十年来一直没弄清楚的那些疑问,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煎熬。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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