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在了一起。终于有一天约尼来信了——他还活着，正在南太平洋上。

    母亲每次都在信末署上她的名字“赛西丽娅·卡普契”，这一直使我有些迷惑：“干嘛不写‘妈妈’？”原来，她从来就把自己当做赛西丽娅·卡普契，而不是妈妈。这使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母亲，这位身材娇小、穿着不足5码的高跟鞋的意大利女人。

    母亲从不化妆，也不佩戴首饰，除了一只金黄色的结婚手镯。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又黑又直，盘在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轻巧的银丝边眼镜。

    每次写完信，母亲总是让父亲去发。然后，她端来咖啡壶，我们便边喝咖啡边回忆起以前一家10口人围坐在桌边时的美好时光——爸爸、妈妈，还有8个孩子。那时，我们这5个男孩3个女孩中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离开这个家，去工作，去参战或者结婚，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亲写信的对象中又加上了另外两个儿子。每天晚上她要写3封不同的信，然后让父亲和我在信上加上我俩的问候。

    母亲写信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fù人找上门来。她颤着声向母亲问道：“你能写信，这是真的吗？”“我常给儿子们写信。”

    “你也能念信？”那位fù人又轻声问道。

    “当然可以。”

    fù人急忙从提包里拿出一叠航空信：“念……请您快给我念念。”

    这是那位fù人正在欧洲打仗的儿子寄来的。母亲还记得那个以前常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玩耍的红头发小伙子。她把信由英文译成意大利文，一封一封地念给那位fù人听。fù人听着，两眼闪着激动的泪光。“我得给他回信，”她说，“可怎么写呢？”“达菲，去做点咖啡。”母亲边吩咐我边把fù人领进里屋坐下，然后拿出钢笔、墨水和信纸开始写了起来。写好后，她给fù人念了一遍。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些？”她问母亲。

    “我常读儿子的信，知道一个母亲该对儿子说些什么。”

    不久，那位fù人又来的，还带来了一位位朋友——她们的儿子都在打仗，她们都想给儿子写信。于是，为街坊邻居写信几乎成了母亲的职业。有时她一整天都花在替别人写信上。

    母亲对这些信尾的署名看得很重要。那位fù人请母亲教教她：“我想学会写我的名字给儿子看。”于是，母亲就手把手一笔一划地教她写，一遍又一遍。这以后，每当母亲为她写好信，她便开心地在信尾写上自己的名字。

    一天，那位fù人又来到我们家。母亲一眼便看出发生了什么事。fù人眼中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希望之光了。她们在一起久久地坐着，手拉着手。“也许我们该去趟教堂。”母亲轻声对她说。从教堂回来的路上，母亲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想着那位红头发小伙子。

    战争结束后，母亲放下了纸和笔。“结束了。”她说。然而，她想错了。那些曾找母亲替她们给儿子写信的又拿着她们亲戚的信来找她。

    母亲曾经说过，她曾一直梦想当一名作家。“为什么不去实现这个梦想？”我问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她说，“我的生活目标看来就是写信了。

    ““没有什么能够像信一样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它会让你痛苦，也能使你欢笑。

    最好的关心莫过于一封充满爱意的信笺，因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很小，可以让写信人和读信人成为自己的主宰。孩子，信就是生活！”母亲的信一封也没有留到现在，但受到过她帮助的人们却依然在谈论着她，把她写的信装进了他们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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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张晓风士写过一篇温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