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仁义礼智信，各循其天良本xìng。这些看起来都是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经，万古之大法。此即所谓常道、正道也。做人当尽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样，若能躬行节俭，力尽孝慈，为天下表率，天下自会无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也。”一治一乱，循环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虽然治则用道德，乱则用兵戈，一旦两军对阵，大敌jiāo锋，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全系于用兵之时。虽权谋之术，智巧之变，并非君子所贵。然而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动”之义。当天下太平之时，虽然万事纷繁，为君者从容镇静，无yù无为，自然上与天通，下为民拥，天下悉归道也。

    【天下多忌讳（huì），而民弥贫；】

    太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君已失道。各国君主兼并战争四起，强欺弱，大并小，烽火连年，死尸遍野。劳役赋税，农事荒废，人民苦难不堪，此皆是国君的私yù妄为之过。百姓最忌讳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宁，天下愈乱，百姓愈不安，万物皆不宁。这是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

    “忌讳”，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许之事。“天下多忌讳”，是说为政者劳役赋税等法令繁多。令烦则jiān生，禁多则诈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强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强迫百姓做不愿做之事，违背民心，这是百姓最不愿意、最忌讳之事。明君在位，毫无私yù，以道施于天下，以德化于民心，以无为自然治国，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谓“而民弥贫”，“弥”者，愈之意。上句是说为君者不搜刮民财，慈心养育民生，则国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须以繁琐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扰乱民之心愈烦，使民失去自然天xìng，为应酬为官者的禁令而烦恼。政令愈多，犹如捆住民之手脚的绳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尽心尽xìng，难以自富自足，民岂有不贫不怨者。赋税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则民必然愈贫；人民贫穷，盗贼必起，必然形成社会的恶xìng循环。故曰“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权柄也。人若有权，犹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则是造善积德；若是以权利谋私，则是祸国殃民，犯罪造业。

    圣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顺人lún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国益民，浑浑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圣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庄子所言：“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说，圣人的德行智慧行于天下，不是利器，胜似利器，可使民心潜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国之权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义者窃取，必会兴风作浪，使上下颠倒，是非混淆，横施天下，害国祸民。倘若以手中的权利谋私妄为，则国家的尊严必被扭曲，下之权必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之于上，上下相欺，纲纪法度，刑赏律令，皆可滥用妄为。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象。故手中执国家权柄“利器”的人，必须心诚持正，以利器造福于民，才是正途。假若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人心必乱，国之道自此而不明，国之政未有不乱者。故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观今之世，贪权谋私者不少，权钱jiāo易，以权谋私，滋生出许多腐败之徒，害国害民，为百姓所怨恨。可见权利这个“利器”，如果不用道德制驭，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此“利器”不仅误国害民，而且必然祸害自己的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绝巧弃利”之诫，意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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