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常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顾何足以当大官之膳，或庶几者，仅此可以偿万一耳。”凡此皆至论。夫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变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曰，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与？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则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盖可睹矣。或曰，荆公有志于二帝叁王之法度，岂可厚诽乎？余曰，有志于二帝叁五，当自格君心始，不当自变法度始。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治，有禹汤之君，则有禹汤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则，王莽之井田，房又车战，适足以贻千古之诮耳。朱文公云：“浙间学者，推尊《史记》，谓《夏纪赞》用行夏之时事，《商纪赞》用乘殷之辂事，至《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黄屋左纛。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诚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

    潘良贵，字子贱，自少有气节，崇观间为馆职，不肯游蔡京父子间。使淮南，不肯与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对，力论时宰何ぁ⑻沏∥蠊。未几，言皆验。建炎初，召为右司谏，首论乱臣逆党，当用重法以正邦典，壮国威，且及当时用事者jiān邪之状，大为汪、黄所忌。书奏叁日，左迁而去，复召为右史。从臣向子湮奏事，高宗因与论笔法，言久不辍。子贱举笏近前，历声曰：“向子湮以无益之言，久渎圣听！”叱之使下。左右皆胆落，由是又去国。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桧势正炎炎，冷处一角，笑傲泉石。作《叁戒说》，深以在得之规，痛自警励。秦虽令人致语，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叁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蔽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尺而已。有《磨镜帖》行于世，言读书者，将以治心养xìng，如用yào以磨镜也。若积yào镜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为镜累，张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为名言。子贱自号默成居士。

    伊尹，禄之以天下，不顾也；系马干驷，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汤事桀，废辟复辟，不惟天下不以为疑，而桀与太甲亦无一毫疑忌之心。东坡论之曰：“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此论甚当。后世唯诸葛武侯有伊尹风味。其草庐叁顾而后起，与耕莘聘币，已略相类。观其告后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库有余帛，廪有余粟，以负陛下。”观此言，则其视富贵为何等物！故先主临终谓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见孔明肝胆，其肯发此言！虽然先主、孔明鱼水相得，发此言无难也，此言之发，后主与左右固皆闻之矣。后主非明君也，左右非无谗慝也，孔明所谓请有作jiān犯科者，宜付外廷论刑，所以绳束左右者，非不甚严也。而当时曾无一人敢兴单辞之谤，后主倚信，亦卒无纤芥之疑，何哉？只缘平时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叁代而后，可谓绝无而仅有矣。后之君子，争一阶半级，虽杀人亦为之。自少至老，贪荣嗜利如飞蛾之赴烛，蜗牛之升壁，青蝇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节，办大事，其谁能信之！

    杨东山尝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斋尝侍寿皇宴。因谈肴核，上问容斋：‘卿乡里何所产？’容斋，番阳人也。对曰：‘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又问益公。公庐陵人也，对曰：‘金柑玉版笋，银杏水晶葱。’上吟赏。又问一侍从，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