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无不崎岖倾仄。间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坏，无怪全国富庶之区，都偏于沿江沿海了。

    因路政之坏，jiāo通乃不能利用动物之力而多用人力。《史记·夏本纪》：“山行乘”，《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按禹乘四载，又见《吕览·慎势》，《淮南·齐俗训》、《修务训》，《汉书·沟洫志》。又《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皆互异。山行与桥外，又作梮，作蔂，作樏，作欙，蔂、樏、欙，系一字，显而易见。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轝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轝之字，《左传》作梮（按见襄公九年）。《汉书·五行志》引作，《说文》：“，大车驾马也。”按《孟子》：“反蘽梩而掩之。”《赵注》云：“蘽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蔂、樏、欙并即蘽梩，与梮并为取土之器，驾马则称为，亦以音借而作桥。后又为之专造轿字，则即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所谓“舆轿而逾岭”。其物本亦车属，后因用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韦昭说：“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此物在古代只用诸山行，后乃渐用之平地。王安石终身不乘肩舆，可见北宋时用者尚少，南渡以后，临安街道，日益狭窄，乘坐的人，就渐渐的多了（《明史·舆服志》：宋中兴以后，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行旅之人不论在路途上，以及到达地头之后，均须有歇宿之所。古代jiāo通未盛，其事率由官营。《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都是所以供给行旅的。到达之后，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仪礼·觐礼》）。此即《礼记·曾子问》所谓“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另有“公宫与公所为”，谓之公馆。当时的农民，大概无甚往来，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从事于招待，但到后来，农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旧式的招待所能普遍应付，就有借此以图利的，是为逆旅。《商君书·垦令篇》说：“废逆旅，则jiān伪躁心私jiāo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这只是陈旧的见解。《晋书·潘岳传》说，当时的人，以逆旅逐末废农，jiānyín亡命之人，多所依凑。要把他废掉。十里置一官，使老弱贫户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钱。以逆旅为逐末废农，就是商君的见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说“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见晋初的人，说逆旅使jiānyín亡命，多所依凑，也是有的。但以大体言之，则逆旅之设，实所以供商贾之用，乃是随商业之盛而兴起的。看潘岳的驳议，便可明白。无法废绝商业，就无法废除逆旅。若要改为官办，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权，一定要弊余于利的。潘岳之言，亦极有理。总而言之：（一）jiāo通既已兴盛，必然无法遏绝，且亦不宜遏绝。（二）官吏经营事业，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两句话，就足以说明逆旅兴起的原因了。汉代的亭，还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时没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见《汉书·息夫躬传》）。魏晋以后，私人所营的逆旅，日益兴盛，此等官家的事业，就愈益废坠，而浸至于灭绝了。

    接力赛跑，一定较诸独走长途，所至者要远些，此为邮驿设置的原理。《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是专以通信为职的。驿则所以供人物之往来。二者设置均甚早。人物的往来，并不真要靠驿站。官家的通信，却非有驿站不可。在邮政电报开办以前，官家公文的传递，实利赖之。其设置遍于全国。元代疆域广大，藩封之地，亦均设立，以与大汗直辖之地相连接。规模不可谓不大。惜乎历代邮驿之用，都止于投递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