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

    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的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yín逸，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jiāo，最终导致了革命bào发和王朝倾覆。

    四、余论

    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

    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年鼎革之际，钱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

    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0年3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 * *

    注释

    [1] 为了照顾读者阅读习惯，出版者将原书上册改作下编，原书下册改作了上编。本序所引章节均为本书章节——出版者注。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今本书已将政治史移作上册，文化史改作下册——出版者注）。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yù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