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闽人以好直言无隐者，俗犹呼曰灶公也。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风》所纪，与今气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后不书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则曰“蚕月”。四月以后，始如常称。盖亦不能无异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频见传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对季孙谓“火尚西流”，其为十月无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岂是时方冬至乎？宋儒执秦、汉之谬而不考之圣经，故议论纷纭，而卒无一定之见耳。然则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则周之乱民也，何以为孔子？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尽居其六，是每岁尚余十二日也，计五岁之中当余六十日，故三年一闰，而五岁再闰也。然则不以三百六旬六日为岁，而必置闰，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数不能尽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观斗柄以定四时，而以参差不合之数归余于闰，圣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圣人之私意为之，盖天地之定数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鱼脑减，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鸟来，春而雁北乡，是物之知四时者也。藕相应闰而置叶，黄杨遇闰而入土，此物之知闰余者也。至于晦朔之畸数，闰月之余分，圣人不能齐也，而况巧历乎？惟积渐而差，考差而改，斯无弊之术也。

    历法：圣人不尽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时，天子事也。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圣人之心也。至颜渊问为邦，首曰：“行夏之时。”而视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概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历，圣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势不容不差，后世通儒术士，竭其智数心思，考索推步，至无遗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胜其春驳也。三代治历之法，它无可考，惟《周礼》，太史氏正岁年以序事，颁之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与焉。噫！何简也！自秦而后，善治历者，汉则邓平、洛下闳、刘歆、蔡邕、刘洪，六朝则何承天、祖冲之，唐则刘孝孙、何妥、刘焯、李淳风、僧一行，周则王朴，宋则沈括，元则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闳《太初历》，至章帝时仅百余年，已云差失益远，而四分历创于建武，行于永元，聚议定式，已逾七十余年，而行不过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诸家，人人自负，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历，尚可谓之定法乎？宋苏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虏陷燕京，取其所制浑仪以去，乃其法，子孙亦不复传矣。其谓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历，推测援引，纤悉无遗，国朝所用，皆其遗制，三四百年，仅差分杪，此即圣人不能无也，而议者何以求多为哉？但今之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穷其理，能知其数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yào，保其不杀人尔，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风最精占候，其造麟德历，自谓应洛下闳后八百年之语，似极精且密矣。然至开元二年，仅四十年，而纬晷渐差，不亦近儿戏乎？一行《大衍历》据《唐书》所载，反覆评论，二万余言，穷古今之变，天地之故；当时所谓贯三才，周万物，穷术数，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寿王重生，无以议分毫之失，宜乎千岁可俟矣；而至肃宗时，山人韩颖已言其误，每节损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yīn阳星纬，无不通晓，其治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学，自成一家，然刘义叟议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即废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于天文，而治历差谬如此，故《周礼》以治历属太史，为天官之属，占星属保章，为春官之属，分而为二，非无见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yù改历法，亦过矣。

    《宋史·律历志》曰：天步艰难，古今通患，天运日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