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yù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jiāo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

    。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jiāo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　，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yù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