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者，〔终〕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有马於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於论，不务全疑，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cāo。《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後，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非斯同门，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扬子云反《离骚》之经，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对作篇第八十四

    或问曰：“贤圣之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苟、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

    对曰：圣人作经，艺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政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儒〕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补於正。故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主父偃嫉之，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於吏，当谓之下愚。仲舒当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论无触忌之言，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乎！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