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非有骄桀难制，若韩、彭之与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数千之户，莫不志yù盈足，唯恐持保之不获。为光武者，独何隙以诛除之哉？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

    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cāo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jiān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yīn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yù，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zhēn rén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