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六千一百八十八人。部分学校的职员也参加了学习……北京、天津高等学校的学生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表示极大的关怀和兴奋。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向教师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帮助教师反省和批判……

    1951年12月7日

    附录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一则报道——《北大南大教授分别座谈控诉胡适，检讨张伯苓》。

    1951年12月10日

    附录《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剪报出自储安平主编的《新观察》杂志。

    1951年12月17日

    附录《控诉胡适批评自己——北大教师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2年1月3日

    附录1951年12月22日刊于《大公报》的《从我自己看胡适》（顾颉刚）。在该文中，经过改造“认识了改良主义无益有害”的顾颉刚指出，“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布的dú素，才尽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如何的光荣，能受毛主席的领导，走上正确的思想道路”。

    1952年1月9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Hu Shih——Red's new Target（《共产党的新目标——胡适》）其中写道，“胡博士的书在全国被禁。与此同时，各地方所有出售共产主义的书籍杂志的书店都停止销售胡适的着作……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的话来说，反胡运动是‘xìng格暗杀’。他指出，敌人痛恨胡是因为他是正统的中国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代表，而这两者与共产主义理论恰好是对立面”。

    1952年1月20日

    附录一则剪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污蔑“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写过《为国家求饶》的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储安平的《观察》变成了《新观察》，但是储安平却是旧人一个，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评“党天下”。王芸生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8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guó mín dǎng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虽然《大公报》没有改为《进步日报》，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而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