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我在我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一件从俄罗斯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他的那个黑色皮制封面的五线谱本。里面写的不是歌，而是抄写的诗句，还有很多K·巴马斯托夫斯基的美文。

    我一页页翻着，像抚摸成长的感觉。

    他是去了俄罗斯吗？此刻成为了一名圣彼得堡地铁通道里的流浪歌手，一个在风中唱歌的少年。做着与过去一样的梦。

    抑或他早已不在了。

    这些都是我无力去想，当我们坐在高三的教室里日复一日地做题的时候。生活回归刻板而局促的状态。我总是告诉自己，只有一年，没有什么不可忍耐。

    晚自习很晚才下，回家的路上路过彦杉的店子，偶尔进去喝一杯热饮，看看杂志上新拍的电影讯息，几分钟就走，。再也不敢花一个周末呆在这里看碟。

    每次走出门，看见那些被众人的手擦得光亮的言情片武打片，再想起箱子里沉闷的欧洲货，会忽然觉得，就像有人所说：“其实生命也就那么短，不是以这种方式度过，就是以那种方式度过。那么F4和Kurt真的就有这么大的差别么。一切喜好皆是表现阶级的惺惺作态。只是过去不太懂，非要别人对你说，你才知道好恶。”

    寒假补课的最后几天已经临近春节。路过彦杉的店子的时候发现挂出了“清仓卖碟，5元一盘”的招牌。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决定不开店了，想离开这里去北京找份正式的职业。这样混下去，自己要毁了的。

    我们都沉默下来。良久，她从里屋拖出两个箱子来，打开，全是我们喜欢的电影。最上面那盘是伊朗电影《天堂的颜色》。电影里的两个，盲孩子，每天都在野外采集鲜花，装进篮子里带回家，榨成鲜艳的染料，然后nǎinǎi织好精美的挂毯，用染料上色，拿到集市上卖，被旅游者带到很远的地方去。镜头里有蔓延至天边的无垠的野花，我过去不知道中东的沙漠里会有这样大片大片的色彩，像黑暗的灵魂在角落里突然发现了一隅光亮那样让人忍不住欣喜地潸然泪下。

    送给你吧。我也不想留了。真的，我到现在还不懂该把电影当电影，把人生当人生。

    彦杉说。

    小店里灯光昏黄，在逼仄的碟架围成的窄过道中，我看见她的脸。总觉得彦杉是个寂寞而又善良的人，像我们一样混淆了电影与人生，因此付出代价。

    我忍不住很想哭。但是却走上前和她拥抱，我说，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记得坚持给杂志写影评，好好过。

    我走出门。裹紧羽绒服。

    黑暗中只是冬雨过后无尽的寒，我抱着两个沉沉的箱子回家，越走越难过，越走越难过。

    在院子里那株在冬季掉光了叶子的玉兰树下，我终于觉得累得走不动了。蹲下来，抱着心爱的电影，好像从此就不愿意再站起来。

    寒假只有一个星期。开学之后，我觉得日子越来越静，越来越静。两个星期之后，彦杉的店子就关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卖小吃的门铺。生意很好，我尽力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不去看它。彦杉似乎从这个城市消失了，一定痕迹都没有。现在才想起，我连她电话都没有——即使有了，我也许也不会打。

    很多时候感觉就像绕了一个庞大的圆圈，人又回到了原点。

    石头走了，彦杉走了。

    每个晚自习放学后，还是只剩下我和树澪两个人一起回家。那种感觉，像是自己已经奔跑了很久，在马上可以虎口脱险的地方，却突然失去了逃生的yù望。

    于是，“我们不缺少任何光荣，但光荣的人中却缺少我们。”

    11

    五月的时候天气晴朗得让人愉快。三诊考完那天，看见通知栏里写“除初三、高三年级之外，其余各年级学生下午3：30到阶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