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还传不回来。最后我找到刘建军家里，很奇怪，床头摆了一部分，卫生间也摆了一部分。刘教授很过意不去，说不怕难为情，连上卫生间都要看。

    《白鹿原》后，我对写长篇小说的yù望和兴趣一下子降下来了，再提升不起来了。这个现象我都没办法解释。现在就是写点有兴趣的文章，写序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作家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我有一个观点，作家不应该淡泊名利，而应该创造更大的利润和影响。但这有一个前提，是以正常的创作途径，而不应该用一些非文学手段来获得文学的名利。

    人们现在厌恶的是，文学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余，用非文学的手段去制造名气。任何非文学的手段，达到的名和利的收益永远不能获得文学真正的成就。包括有些自露隐私的极端的方式炒作，刚兴起的时候，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现在留给大家的，显然负面的比正面的要多得多。

    文学始终在边缘

    文学本身不存在边缘与不边缘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文学都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应当在边缘上。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始终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学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个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记，“三年困难”时期，人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读小说呀。所以文学，你就不要想占据国家的中心位置。作为作家，也应该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当官的可以不喜欢文学，但他应该了解文学。比如咱们不搞科研，但咱们对神六上天还要了解一下基本常识。

    商业化写作也不是中国独有。美国虽然没有多少历史传统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纯粹是商业利益的写作通俗作品的作家，是给社会上爱看热闹的人写的，纯粹是情趣xìng的猎奇xìng的。你上火车时，火车站口搁一堆书，两三美元一本，上火车后就可以消磨时间，看完就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些人对文学虽然没有啥兴趣，上火车时没事干，是纯粹的阅读消遣。

    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包装很简单，产品对社会也没有啥伤害。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高雅文学欣赏。金庸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是很钦佩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政界、商界、农民，这也是个正常现象，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炒作。有一天我去机场，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女孩20万元叫卖书稿，当时觉得是炒作没在意。出差回来后，我从媒体进一步的报道看这个娃的情况，她得了绝症。后来记者和我联系，说作者想和我见一下，我说可以，如果书写得基本还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尽量帮忙。见面后我就给太白文艺出版社说明情况。后来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历史常常是突变演进的。它有一段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时期，有时就是处于突变的关键时刻。譬如说中国历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我们把它叫做“历史xìng”的变化。

    辛亥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从表层的象征xìng意义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剪掉，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不准裹脚了，婚姻不能包办了。那么作家要研究的是，这个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那是一个大政治观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关注的是，留辫子的观念和剪辫子的观念，这个变化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秩序颠覆？